1925年以后，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开始减弱。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否定了由斯大林领导的对托洛茨基案的审判，杜威在苏联由一度受到欢迎的“民主和进步的哲学家”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这种评价为中国和其它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1949年以后，我国曾多次对现代西方思潮展开批判，受到批判的不止实用主义一家，但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尤甚，这是因为实用主义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派”。50年代，我国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从学术文化上扫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胡适被斥为贩卖实用主义的文化买办。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领导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文学思想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仅1954和1955年就发表了30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作者来自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许多著名学者像范文澜、侯外庐、金岳霖、胡绳等都发表了批判文章。陈元晖的《实用主义批判》、李达的《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和《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艾思奇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马特的《实用主义—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陈鹤琴的《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等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批判著作。在这场批判中，实用主义被简单地定性为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的哲学、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诡辩论、不择手段地追逐个人或集团私利的市侩哲学、一切反动哲学的集大成者等等。此后在中国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实用主义都被视为“反动”一方的思想理论基础。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实用主义被视为“右派”的理论基础；1959 年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实用主义被当作“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来源；林彪叛逃后，实用主义被认为是林彪信奉的哲学；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实用主义又成了“四人帮”的理论基础，197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就把实用主义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理论武器。谁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谁就是实用主义者。哲学、政治、道德、社会等一切领域的错误几乎都可以归罪于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这种全盘否定，其影响非常广泛，其负面作用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应该指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根据。实用主义尤其是詹姆斯关于真理的一些表述确实存在含混不清和易生歧义之处，而且在当时就受到哲学界的质疑和批评。据皮尔士说，“实用主义”这个词本身就受到英国人的讽刺和挖苦，皮尔士因此把自己的学说更名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杜威也意识到，当真理被看作一种满足时，常被误会为只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当真理被理解为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欲求的一种利益。罗素曾批评詹姆士企图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造一个信仰的上层建筑，并认为这是近代大部分哲学所具有的一种主观主义病狂。
对实用主义的这种批判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这是那个时代受日丹诺夫哲学观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日丹诺夫在1947年提出，哲学中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代表特定社会中进步阶级的要求，后者则代表反动阶级的要求，而现代西方哲学代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应予严厉批判的唯心主义。前苏联就是这样否定和批判实用主义的。
尽管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也是传播实用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批判大多脱离了杜威和詹姆士等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实情，背离了学术探讨的范畴，许多批判文章缺乏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非基于对实用主义的认真研究，而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标准取代学术标准，以简单排斥和否定代替理论辨析和证明，以主观武断替代客观论证的西方思潮批判模式。例如，不加分析地把詹姆士的真理观表述为“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并把这种说法当作整个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50年代，配合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我国翻译出版了康福斯的《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哈利·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林哈尔特的《美国实用主义》，康·梅里维尔的《美国的实用主义》，В.С.佘夫金的《杜威教育学批判》。1964~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方学术译丛”，其中包括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的《人的问题》、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席勒的《人本主义研究》等。1966年之前还出版了杜威的三种著作，即许崇清翻译的《哲学的改造》，傅统先翻译的《经验与自然》和《自由与文化》。唐钺选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也于196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了《现代美国哲学》，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中选译了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的部分著作。1967年至“文革”结束似乎再无翻译出版实用主义著作。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实用主义的研究与发展
在传入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影响最大，引起的非议和批评最多，遭受的误解也最严重。无论是“五四”时期对实用主义的推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都有先天的不足，即对实用主义学说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失之于片面，对实用主义的解释存在简单化和任意化的倾向，误解和曲解的成分较多，对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缺少准确的解读和把握。以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例，他对杜威思想的认识就有很大局限。胡适主要关心和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在这些方面的运用和发挥相对也比较好，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他的论述也有许多并不符合杜威的真实思想，而杜威的存在论、逻辑学、科学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和价值论以及杜威的整个哲学体系，胡适并没有完整系统的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批判有很多更是偏离了哲学家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