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黄启祥
【摘要】实用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哲学思潮，兴盛于20世纪早期，其思想特征是把知识看成工具，通过考察概念的实际效果来阐明概念的意义，同时也通过观念的效用来确定观念的真理性。20世纪初，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五四”时期，随着杜威访华，实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20世纪50~70年代实用主义在中国多次受到批判，遭到全盘否定。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实用主义的引介和评论逐渐回归学术本身，对实用主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关键词】实用主义 中国 传播 影响 发展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实用主义哲学演化及其主要思想
实用主义哲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形而上学俱乐部”。通常人们把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视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但真正在文献中首先提出这一哲学概念，并把实用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加以体系化，使之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而广受关注的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实用主义的发扬光大者，也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举足轻重的哲学家。
实用主义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哲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都有实用主义者，但尤以美国实用主义蔚为大观，最具代表性。实用主义也是最具美国本土特色的哲学思潮，其精神渗透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因此，一提到实用主义，人们马上会想到美国哲学。
实用主义是一种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皮尔士在1878年第1期《通俗科学月刊》上发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把信念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发展成为一种确定我们观念的意义的方法。在他看来，思想的任务在于确立信念即行动的准则，进而促成行为习惯。要使我们关于某一对象的思想达到清楚明白，只须考察它含有什么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做出什么反应。我们对于无论是眼前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是对于这一对象所具有的全部概念。这就是所谓的皮尔士原理。
如果说皮尔士主要把实用主义看作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詹姆士则把实用主义表述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即通过考察概念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概念和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根据詹姆士的观点，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这行动就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这种方法也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抽象的原则和范畴、以及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根据这个方法，如果两个概念或命题并不导致某种事实上的差异，它们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不同。
詹姆士同时把实用主义阐述为一种关于真理的发生学理论。他并不否认真理是对实在的符合，但他批评西方传统哲学把真理看成观念与实在之间恒定的静止的符合关系。他认为真理对实在的符合主要不是摹写或反映现成的实在，而是真理的有价值的引导作用或者产生有价值的实际效果。真理的“真”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它的有效性即使之生效的过程。真理作为观念的一种性质，是就观念的适用性而言的。詹姆士强调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真理从事实中发生，又浸入到事实之中而增加事实；这些事实又产生或表现新真理，由此把传统哲学中心灵与实在之间的静态“符合”关系变成我们的个别思想与其它种种经验之间的连续构成。
詹姆士对于“实际效果”和“用处”的表述容易产生歧义。虽然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指出，一个观念只有在信念上证明本身是善的，并且依据某些明确的、能够指出的理由也是善的，我们才能称它是真的，而且应以“长远的和总体上的”方便来判定一个观念的真，但是，他有时也说情感、行动、审美和理智等每个方面的满足和用处都可以决定观念的真，甚至说只要“绝对”（上帝）能够给某一类人产生宗教的安慰，它就有那么大价值，起着一种具体作用，它就是真的。
杜威认为实在就是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适应。他把知识看成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一种工具，人借助知识改造环境，排除生活的困扰。杜威坚持通过考察概念的实践效果来阐明概念的意义，认为观念的效用和价值在于其作用是否成功。在他看来，所有的概念和学说不管怎样精致和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所造成的效果。杜威似乎没有完全否认个人因素在判定真理上的作用，但是他强调，所谓的真理即效用，是把认为可行的思想或学说用以贡献于经验改造的那种效用；判定观念的真理性的“效果”或“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他说：“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①
杜威明确了知识的目的与行动的主体，明确了大众的福利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只有能够造福大众的知识才是真理。杜威由此走向他的政治民主主义理想和平民主义教育理念。杜威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社会追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群体的相互协调。既然造福大众是探求知识的目的，而造福大众的最好途径是让大众掌握知识和探求知识，为此就应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并通过教育将民主内化为个体的理念和思想。全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依存的。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不仅是实用主义在政治领域与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也是实用主义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标志着实用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分析哲学在美国的逐渐流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日趋式微，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边缘的形式推动着美国思想的发展。就现实层面而言，实用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退场。从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结合中演化出一些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新哲学，像刘易斯（Clarence Irving·Lewis，1883~1964）的概念实用主义，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1882~1961）的操作主义和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的科学经验主义。它们被称为第二代实用主义。70年代后期，美国哲学界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开始复苏，以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开始崛起，他们通过将实用主义融合于当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欧陆哲学来复兴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