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1906年张东荪与蓝公武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合译的詹姆士的“心理学悬念”，该杂志第二期又刊载张东荪的文章“真理篇”，介绍詹姆士与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席勒的思想。这是我国介绍实用主义学说的开始。自1912年起蔡元培在文章和演讲中多次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13年10月黄炎培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此后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引起知识界的回应和热议，使得“实用主义”成为时兴名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影响的蒋梦麟、陶行知、郑晓沧、胡适等人回国后，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开来，其中尤以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推介最为用力。杜威受邀访华前夕，为了给他的中国之行预热，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在不同刊物和场合介绍实用主义。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实验主义”长文，较为系统地评介了美国实用主义，颇受人们关注。《新教育》杂志还出版了“杜威专号”。而自19世纪末以来对于赫晋黎、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的介绍，亦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思想准备。
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此后在中国度过两年两个月，足迹遍布奉天、山东、广东等当时中国二十二个省中的十一省，会见了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等众多社会精英。杜威访华引起人们非常大的兴趣和关注，他所到之处，受到政府当局、教师、学生以及舆论界的热烈欢迎，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杜威以其《学校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哲学的改造》中的思想为核心，在各地就哲学、教育、社会、政治、道德、逻辑学、心理学、中国现状、文化传统乃至“五四”运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两百多次讲演。这些演讲都被记录下来，许多报刊争相译载。例如《晨报》几乎刊载了杜威在华全部重要演说的记录稿。杜威在北京的五种演说被汇编成《杜威五大讲演》出版，该书在杜威离华之前印行13版，每版1万册以上，随后又继续重印。中国知识界对杜威与实用主义学说的巨大热情以及杜威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胡适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②
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受到不同思想派别知识分子的青睐。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会上称杜威的哲学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梁启超把杜威来华讲学与鸠摩罗什来华相提并论，认为“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中国人宜以杜威哲学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学来”③。陈独秀曾在广州主持杜威的演讲会，他一度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称“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冯友兰坦承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⑤。贺麟说：“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⑥。20世纪20年代，实用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杜威来华之后，更多的实用主义著作被译成中文，除了杜威的《学校与社会》、《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教育哲学》、《哲学之改造》、《经验与教育》等十几种之外，还翻译出版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心理学简编》和选译自《心理学原理》的《论习惯》、《论情绪》等。
实用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许多原来欢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固然是遍地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原则，即能够有效地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和发展国家的思想纲领和政治纲领，并唤起民众一起来关注和解决问题。但是杜威以美国社会为基础而构想的民主主义理想及其渐进的政治改良主义，既不能使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能变革旧的制度，终究不适合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实用主义者片面强调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忽视实践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只能与旧制度相沉浮，难以承担时代提出的历史使命。
尽管如此，杜威还是在中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对科学与民主的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他的哲学对后来中国的政治、学术、教育等多个方面都有推动作用，其中对教育的促进尤为突出。在杜威的所有思想中，中国知识界对其教育哲学的介绍与应用相对而言最为完整和准确，分歧最少，实践效果也最为明显。杜威在中国演讲最多的是教育。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式，国民教育与国家强弱必然相关，注重国民教育者，必在强国之列。他说：“他国过去事实，可为中国借鉴者，唯有普及教育一事。”⑦杜威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教育改革风潮，尤其是他宣扬的民主教育和实业教育，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的文化普及，并且启发了胡适和陶行知大力倡导1922年的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各大学教育专业的教科书。从中小学到各级师范院校，多把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依据。中国还出现了一批实践和发展杜威教育思想的教育家，陶行知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洋为中用，而且卓然立新，在运用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批评、改造和超越，提出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创立并实践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体系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