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读物在国内不受重视
北京晨报：通识读本出版少，对于出版者来说，是否因为利润不够？
张颐武：其实也未必，面向普通人的书，看起来价格会相对平民化一点，但是市场却非常大。比如《时间简史》，它是一部长销书，总是有市场，有需求，利润绝不会少。同时，它又能够完成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出版社追求利润本身也是应当的，同时出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又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而通识读本，应该是市场效应和社会责任可以兼顾的领域。现在这样的图书很少，还是有客观原因的。
北京晨报：什么样的客观原因？
张颐武：这样的书籍需要对专业知识掌握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要专业的研究者来写，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国内的研究者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找不到人，即便是有需求，也得不到回应。而出版者本身又没有能力去写。同时，在出版和传播领域，通识读本目前都不能算很重视。在西方其实有这样的传统，出版社的编辑在策划这样的书籍时，会专门去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如果是翻译的书籍，译者也需要这样的过程，同时，媒体记者、书评人等也都会深入到专业中，去做一些基本的了解。但是在国内，不论是出版者，还是译者、乃至媒体从业者，在这方面都还不够重视，缺少专业的图书出版和评价环境，这也影响着通识读本的出版。
通识教育应该更多
北京晨报：缺乏通识教育，也是当前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是不是在教育阶段，也应该有更多的通识教育的内容？
张颐武：当然，其实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在陆续做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学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比如开一些通识性的讲座、课程等。我想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增加更多通识教育的内容，使得学生从小就有更多了解人类知识的门径，我想不仅会让严肃的人文阅读变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对于改变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提高国民素质，乃至让年轻人有更好的未来，都有莫大的益处。
北京晨报：然而教育体系的改善并不容易，应试式的教育，很难让学生对课程之外的阅读有太多的时间和兴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张颐武：正规教育课程之内的改善当然应该提倡和努力。但同时，课外的阅读其实并不难实现。一个人，每天抽出二十分钟去阅读这些严肃的书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长期坚持下来，就会立刻不同。就以大学为例，每天二十分钟，大学四年，能够坚持下来，绝对了不得，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和没有坚持阅读的，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孩子从小能够接受更多的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也提倡年轻人业余时间，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坚持一定的阅读量。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这样做的收获绝对非常大，而整个社会的阅读环境，也会变得更好。
晨报记者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