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圣外王。汤一介认为“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和合理性就可以有别样的理解：一是作为政治文化的最高理想，“王”和“圣”应该是统一的，而且中国社会已经塑造了尧、舜、禹这样的“圣王”，世代景仰，深入人心，成为理想的楷模。二是“圣人”的社会理想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精神。而实践高于理论，这正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三是“内圣外王”重在“圣”的要求，即把道德修养放在社会性存在及其活动的首位，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中国被称作“礼仪之邦”，中国文化为“君子文化”。这些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对矫正世道人心和构建和谐社会均大有裨益。
进入90年代后期，汤一介开始关注解释学的问题，他倡导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方面，并且归纳总结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特征和规律，以创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近些年来，他发表了六、七篇论文，探讨“中国解释学”的创建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汤一介指出，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有着非常丰富的解释经典的文献资源，如何发掘这一传统和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是中国哲学在新时期谋求发展的重要课题。
90年代后期的另外一件文化大事是围绕“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所展开的讨论，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到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这些引起了巨大争议的文本，昭示着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和文明走向的离散化状态。汤一介积极思考后现代文化中的各种问题，以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热情参与这些讨论，尝试将中国文化的丰厚资源带入到当代文化的语境当中，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和未来发展寻求路径。汤一介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向来是以宽容与和谐为主旨的，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构成了其历史发展的主线。春秋战国之前的地域文化各有特点、各擅胜场，经过了不断的融合之后，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印度佛教传入，完全是和平的方式，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并没有因为文明的差异而与儒家、道家发生过战斗；只有几次是因为经济等原因而受到了当权者的打压，但为时很短就烟消云散了。在佛教传播和发展的两千年中，儒、道、释各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存，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的有力见证，说明中国文化在传统上就有容含多元性的质素。
汤一介提出未来的世界主潮是文明的“融合”、而非“冲突”，特别是中国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他说：“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并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共存’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福祉。”展望新的时代，汤一介强调，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既要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方针，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着力发展“送去主义”的策略，把中华文化的优良结晶推展到世界各地去。以“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投入到全球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当中，在世界各种文明的激荡、攻错和磨砺下，锻淬自身，取精去粕，谋求新的发展。只有开放的中国才是大有希望的，同样，也只有开放的中国文化和开放的中国学术在未来的发展中才是大有前途的。
编纂《儒藏》工程
汤一介20多年来所做的工作，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恪守“士”之本分，坚持学人之良知，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鞠躬尽瘁，勇往开拓，取得了灿著于世的成绩。进入新世纪，汤一介又挑起了一副千钧重担——《儒藏》总编纂。2004年，《儒藏》编纂纳入到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联合了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几百位学者参加。计划将于2010年完成包括近500部、约一亿字的《儒藏》精华编，同时编撰《儒藏总目》和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到2020年，完成包括5000种、约十亿字的《儒藏》大全本。这个计划中，还包括了研究项目，准备出版“儒家思想与儒家典籍研究丛书”百种以上。另外，也会配合项目，出版一些电子版读物和检索工具。这无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计划，是新世纪伊始，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工程。
汤一介先生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他希望《儒藏》编纂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对培养后继力量充满着期待，因为他知道，这不是几个人的事，而是一大批人、甚至是几代人的事业。他只想开个好头，让这“无尽之愿”长存永续，让中华文化之薪火代代相传。
从忧国忧民家庭走出，以家国情怀来做学问的汤一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品与学问、格调与精神，却永远不会逝去。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