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历程
已年届八旬的汤一介先生之学思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以前的青少年求学时期（1927年-1951年）；参加工作之后将近30年间、艰难曲折而又颇为沉寂的路程（1952年-1979年）；焕发出学术活力、对当代中国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时期（1980年-2014年）。
儿时的汤一介资质并不聪慧，学习成绩平平。他的小学是在北平的孔德小学度过的，毕业前夕的1939年底，随母亲辗转数千里来到大后方，在昆明与父亲团聚。不久，入读西南联大附中，两年多后，又因故转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抗战复员后，汤一介随全家回到北平，先上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年后，正式转入北大哲学系。本科期间，除了读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外，他的喜好仍然偏重在西方哲学，对金岳霖、洪谦的文章颇感兴趣，就题写了习作，受到贺麟的称许。
1949年以后，中国的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有的知识格局被彻底地颠覆了，马克思主义迅速占领哲学的主阵地，而中西哲学均遭到了边缘化。汤一介很快就适应了这个变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喜好新鲜事物的情趣，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当中。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因表现优异，还被北大的党总支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后来又干脆留了下来做教学工作，从而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
50年代初期的汤一介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他在党校给学员讲《联共（布）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个人的学习都相当地投入，颇受到学生的好评。1956年秋，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被中哲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委派给用彤先生做助手，他先后帮着父亲整理校对了《魏晋玄学论稿》等，并且参加了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从这时起到“文革”前的八年间，汤一介总共写了三十来篇文章。
除了断断续续的教学工作和扭曲的批判式讨论之外，汤一介也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攻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对各种相关的史料都下了一番工夫，这无疑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文革”十年，更是好几代知识人都被耽误掉大好时光，正值韶华盛年的汤一介不但在学术上完全地寂然了，而且还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当中。他后来痛切地说道：“作为一个教书的知识分子，十年没有读什么书，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惜的，而且这本来应是我生命中最能有创造力的十年，它正是我将进入‘不惑’的十年，而这十年恰恰是我被迷惑的十年。”
直到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始开“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专题课程。他延续父亲的学术研究，将视野集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研究上。他以敏锐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著作相继问世，成为了魏晋时期思想研究领域绕不开的集大成之作。
汤一介还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发起并主持了《儒藏》编纂工程；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筹备或参与了一系列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及文化活动，风尘仆仆地往来于世界各地，对中外哲学的交流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充分发挥自身的优长，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前行，取得累累硕果，成就了他过去几十年无可比拟的业绩。可以这么说，新时期是汤一介学术生命的真正开始，也是他学术事业有案可序的华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