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范畴研究的方式来叙述“中国哲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打破教科书体系的僵化模式，汤一介尝试着用范畴研究的方法来重新描述中国哲学的面貌。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这篇当时引起了热烈讨论的文章中，他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分成了3组20对，从存在的本源、存在的形式和人们对存在的认识等三个方面来勾画中国哲学的观念系统。
用范畴研究的方式来叙述“中国哲学”，提出中国思想中的“问题”，归纳其思考的类别和观念之间的联系，从而描摹出思想接续的路径。这比数十年来流行的“两个对子”、几大板块之类的模式，的确要高明的多，它既克服了那些简单、机械的毛病，也更接近于哲学叙事本身的要求。80年代初的范畴研究，在哲学方式上就明显有突破的意义，而汤一介对掀动这场持续有年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精神内蕴的发掘，使汤一介进一步摆脱了教科书体系的羁绊，走出过去几十年间既成模式的束缚，而回到哲学问题本身。他意识到哲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基本问题”也是因地而设、因时而变的，中国不同于西方，今日不同于古时。就拿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来说，它是以追求人的精神生活的和谐与完满为目标的，偏重于人生价值的探讨，以实现尽人能、体天道为终极目的。中国人往往把“做人”看得很重、看得很高，甚至视为理解“存在”的根本，这和他们的宇宙观大有关系，宇宙不是寂死的、纯外在的实然存在，而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互动式的应然存在。在这个系统内，人是主动的一方，是可以表达和体现“天道”的，所以如何“做人”，完善自我品格、充实内在价值、提高精神境界，就显得极为重要。
汤一介指出，现在我们应该增强这样的意识——中西哲学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我们需要用西方哲学作为参照来认识自我、丰富自我，但西方哲学同样也在交流中扩大了它自身的意义，所以中西哲学是相互补充、互为镜鉴的，而不要把目前的单边学习视为是“当然”之理。
对儒学的当代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分别把对中国传统的反思推到了前台，只不过前者的主调是否定的，而后者则变成了“弘扬”。在这时代的大转换中，儒学的命运和学界对儒家的评判始终处在漩涡的中心。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汤一介也经历了一个“置身其外”和“投入其中”的过程。他说：“以前我对儒学没有兴趣，可以讲不研究儒学。我是搞魏晋玄学的，还搞一点佛教、道教。从1983年考虑新儒家问题、新儒家的基本观念。”这一年，他在哈佛大学访问，接触到了海外新儒学，并且与杜维明成为好友。杜氏的思想或思考的问题显然对汤一介构成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反思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问题，回应新儒家的挑战，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儒家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本人也积极地思考儒学的当代发展问题，对儒学的历史定位、特殊价值、近代命运及其未来前景等，都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十多年来，汤一介于当代儒学的反思用力最切、也最有收获的，当数以下3个问题：
（一）内在超越。汤一介指出，《论语》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天道”是超越性的问题，“性命”是内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超言绝象”的，故“不可得而闻”。孔子讲“为学”的过程，所谓“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皆是在表达一种“内在”和“超越”的境界。宋明儒着重发展了“性与天道”一路，成就了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内在”而“超越”的思想架构。不论是程朱的“性即理”，还是陆九渊的“心即理”，或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以“内在超越”作为其根本特征的。除了儒家思想之外，实际上中国哲学各家大都讲内在性、以“内在超越”为主旨。汤一介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同化能力，除了“内在超越”的特性之外，本身也有“外在超越”的资源，再加上向西方学习，一定可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建立一个即包含“内在超越”又有比较多的“外在超越”可言的新哲学系统。
（二）普遍和谐。从“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推崇“和为贵”的人生宗旨出发，汤一介在1992年提出了“普遍和谐观念”。他认为，儒家讲“天人合一”，这是其根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按照“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原则，其人生观必然地崇尚普遍的和谐。“普遍和谐”应该包括四个层面：一是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三是人与人的和谐；四是人自身内外身心的和谐。
汤一介认为“普遍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所在，也是儒家思想最为宝贵的资源，在当今科技强势、征服欲望势不可挡、自然与社会危机四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一观念的宣揭尤为显得重要。这一“和谐”观，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既是对儒家传统的深入思考与回归，也是对肆虐多年的“斗争哲学”的弃绝与清算，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贡献于人类最有价值之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