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学问
凡是真实的现象和问题，他都有兴趣探查
1982年，还没毕业的周其仁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工作由杜润生领导的农研室，即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
1985年初，农发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部分成员包括周其仁继续留在农口。次年，农发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所”。
无论组织架构如何变动，工作中的大多数时间，这些年轻人仍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行囊里都会装一袋子书。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阅读、辩论，他们不断提升着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即使此后周其仁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他都牢记着杜润生的教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理想要跟经验结合，接受经验的检验，跟所处的时代、跟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奋斗相结合。
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博士学位后，周其仁归国，到北京大学林毅夫等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教书是周其仁至今最看重的本职工作。在北大，他曾被学生评选为“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出于无奈，只得靠放座号来维护选课学生的“权益”。
为了教书合格，他热衷于和学生、同事一起去城乡做调查研究，就像杜润生当年教他的一样，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
一年中的很多时间，他喜欢在各地做实地观察，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和问题，他都有兴趣探查。
1997年至2001年，他和学生一起对四川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山东淄博的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电信业，开展系列调查研究，观察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案例。接着，城市化带来的土地问题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成为他调查研究的一个主题，为此他和学生、同事先后考察了成都、重庆、长沙、嘉兴、北京郊区、天津和深圳。
说起周其仁的调研，“有意思”是许多同行者的评价：
他语言天赋过人，似乎什么方言都听得懂。
他擅长发问。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别人还在缓神，他已经开始和接机的人聊开了；大客车上，大家一个接一个累得睡着了，他还在提问，直到，连被他问的人也睡着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大家都想抓紧问几个问题就赶紧上车，他却拉住养牛户聊个不停。
他精力旺盛。结束一天的调研，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学生开会，再接待访客，忙碌到凌晨，他还是神采奕奕。
他整合信息的能力惊人。调研时每天要见很多人，听各种故事，信息零碎，他却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认识，形成判断。
这样的调研能力，来源于经年累月的修炼，而他也从不轻掷任何一次机会。比如2000年前后，《经济研究》杂志组织了对浙江横店的调研，周其仁在那里足足蹲了10天，遍访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报告。最终，他的论文脱颖而出，让审阅者直呼过瘾。
所有这些，使得周其仁的“调研令”号召力无穷。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做调研的学生可以排成队，他要是招手，很多学生乐于放下手头的事，跟他出去跑。就连一些已毕业赴海外留学的学生，到了圣诞假期仍会回来跟着他出差调查。
学生好学，他便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教他们如何向真实世界求解。
有学生问他，您这么会提问，别人这么愿意回答您的问题，窍门在哪里？他说：“像飞行员一样，多飞飞就有窍门。再聪明，‘续航时间’不够也不成。”
为了获得更多的观察机会，多年来，周其仁尽可能远离聚光灯。当专访进行到一半，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前来询问可否在下一场采访中架摄像机，他一再婉拒。理由是，“最好人家不认得我，交谈起来才真实、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