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真正形成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
使中国改变面貌、进入先进国家行列，需要改革开放和创造性劳动，也需要向世界传播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音如何，对这个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影响。邓小平用“发言权”来阐释中国形象，比较重要的有三次，一次是在1985年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100另两次都在1992年。这年的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同年12月17日在浙江考察时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少说多做，要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样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中才有更多的发言权。”这里发言权的含义，主要是指中国的国际地位及由此决定的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包括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等。除此之外，他还使用过“讲道理”、“造声势”、“做说明”、“多宣传”、“要说话”等等多种方式，来传递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
（一）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
改革开放问题要讲，安定团结问题也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大造声势。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指出：“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中国不稳定，世界就不会稳定，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道理。对中国、对世界、对地球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就应该理解我们。”指出：“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遇到的机遇。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01因此，要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
一是要“讲道理”。讲道理是发声音的基本模式，贯穿所有发声音的过程。邓小平很早讲过“大道理”和“小道理”的关系问题。1985年5月20日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就学生闹事问题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 102四项基本原则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的最大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输理，一定要勇于讲话，大讲特讲。道理讲透了，人们就会明白怎样做事。
二是要“重引导”。对青年学生，要讲道理，讲危害，真诚引导。1987年1月13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谈到学生闹事问题时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引导不力”是导致学生闹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教育，注重引导。“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 103通过教育引导，使广大青年学生明白事理，自觉抵制并防止达到“无法无天”的境地，塑造好的形象。他还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我们不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 104
三是要“放信号”。讲道理的作用毕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那些顽固头脑的人来说，光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因此，在讲道理的同时必须放出明确的信号。1989年3月4日在住地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信号”就不像讲道理那样可听可不听，而是一种警示，一条底线，警示是不得不听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信号放出了，措施就要跟上了。
四是要“造声势”。邓小平很重视声势的作用，早在1981年3月27日听取韦国清谈话时指出：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上，“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105“声势”是一种政治工作的方式，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是必须的，借口不用运动的方式搞政治，就连声势也不要了，恐怕是误解。对1989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剖析了它的实质。他说：“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年以后1990年6月11日会见包玉刚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出造声势的问题：“要在这个问题上造声势。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如果乱起来，中国什么事也做不了。不要看现在有人孤立我们，日子难过一点，但现在确实是一个机遇，不要丧失机遇。” 106“造声势”比起“摆阵势”来，要文明得多，是用“声音”，即说明的方式、讲道理的方式，使人接受真理。但“声势”又不是普通的发声，是一种声音威势，用强大的声音造成强大的威势，用真理的力量来征服人。声音有威，声中有势。一旦“声”威成“势”，也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会影响到社会的运行。
讲到中国的形象，还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国的名誉”问题。名誉关乎形象，有什么样的名誉，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多年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不利，主要在一些领导同志担心损害我们的名誉。对此，邓小平表明了他的态度：第一是中国的名誉“没变坏”。“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07只要是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就不会损害国家的名誉和国家的形象。第二是中国的名誉“不怕说”。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赵紫阳等谈话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因此，处理学生闹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第三是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名誉”。在北京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初，邓小平就见事快，得计及时，措施有力。他在1989年4月25日同李鹏、杨尚昆谈话时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我们不需要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无用的所谓“名誉”，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名誉”。而真正的名誉，不会有人恩赐给你，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我们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之后才会有。
（二）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八九”政治风波过后，西方七国决定“制裁”中国，一时间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邓小平沉着应对，胸有成竹，要求我们党要在世界上树立一个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应对方案。我们可以用“四不”来概括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一是用“不让步”来树形象。中国主张以和平共处为基本原则来处理国家关系，国家之间需要相互理解，需要“让步”的时候，也要让步。如，他在1983年9月28日曾经讲过：“三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最近一个时期，有的问题在双方都作了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这很好。” 108但在有关国家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1984年4月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在关于驻军问题一条旁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09“不让步”更多的还是在同美国斗争时体现出来。1989年7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110在国家利益和尊严问题上，不会让步。邓小平在这里先是用的“不会让步”，接下来又进一步强调“决不会让步”！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
二是用“不示弱”来树形象。1989年9月4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111在用实力说话的世界里，决不能向强权低头，必须以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展现自己。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在谈到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问题。他说，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随便就被打倒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112“不示弱”最初用的是“一个独立”“两个不”，后来讲的是“三个最不怕”。这底气来自哪里？来自20多年革命战争和保卫和平的战争历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来自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来自改革开放的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对威胁绝不能示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
三是用“不乞求”来树形象。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谈到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时指出：“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113邓小平不仅讲了“不乞求”，而且讲的是一百年也不会乞求！这是个原则问题，事关自尊、国格的大问题，邓小平说这是“压倒一切的。”1990年尼克松回忆录《角斗场上》引述邓小平的话是这样的：“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两相对照，稍有差别，中方的文献中强调的是“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尼克松写的是“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不管如何，都反映了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反映了维护国家形象和面貌问题。
四用是“不在乎”来树形象。1989年7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前，同李鹏、钱其琛谈话时指出：“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114这是同我们自己人讲“不在意”，表明了我们的胸怀，同时也表达了“吓不倒我们”的底气。接下来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话时，表达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坚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时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 115这是第一次同外宾会谈时使用“不在乎”，这是在所谓“制裁”我们一年后说的话了，同时也提出了我们“真正在乎”的发展的事情。1990年9月12日会见金日成时说：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指出：“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对于西方的那些‘反响’，我们不在乎。” 116邓小平在乎的是“发展自己”，因为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在乎那些所谓“制裁”与“反响”，因为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在乎”与“不在乎”，反映了国际斗争的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展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风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不让步”、“不示弱”、“不乞求”、“不在乎”，这是我们与国际上敌对势力做斗争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要树立我们的大国形象。但真正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起来，让世人不敢小瞧中国。1990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艾尔沙德，在谈到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时说：“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 117做到了“自强不息”，实现了自身发展，坚持“三个不会”就有了重要基础和和坚实保障。
（三）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 118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的声音，包括海外对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第一，要高度重视国外舆论对中国的反映。邓小平非常关注海外媒体的中国言论，对善意的友好的，就听，就改；有疑惑的，就解释说明；不友好的，就批驳；瞎议论的，就让他们议论去。
对外国人关于中国人的忍耐力的议论，他叮嘱全党“要注意这个话”。1978年9月16日视察东北时指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119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话”？从正面看是对中国贫穷落后现实的一个反映，从反面看则其潜台词则是中国老百姓会不会造反。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决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对外国人断言“翻两番要落空”的说法要问个“为什么”。1983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强重点建设，否则发展就没有希望。他指出：“外国人说我们翻两番靠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计划中电力只能翻一番多，光这条就断言我们翻两番要落空。我们加强了这方面。如果不搞点重点，到那时什么也上不去。” 120分析外国人的说法，如果中国的电力发展只能翻一番，怎么能保证整个国家的翻两番呢？翻两番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这就要改变12大的决议，邓小平认为，“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基础建设。
对有些美国人议论中国人口政策，认为他们“很愚蠢”。1985年11月11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指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议论很愚蠢，这些人随便对别国指手画脚，引起别国的反感”。 121邓小平分析说：“中国对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力争在本世纪内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这是中国自己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美国国会“说中国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不人道”，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希望中国不要控制人口，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122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不良，是干涉我们的内政，是他们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们当老大当惯了，到处指手画脚。”“其实他们是想让中国走投无路，发展不起来，永远处于落后的地步。” 123比较发展中国家愿意学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美国一些则极力指责，可见立场不同，导致不同的认识和决策。
对海外要求我们搞自由化的言论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主张反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1986年9月28日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邓小平揭露自由化的实质“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对这股潮流，我们必须坚决顶住。“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124
世界上有人说中国要后退，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是一种“误解”。1987年4月12日会见冈比亚总统凯拉巴·贾瓦拉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既然我们八年里搞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有时放得多些，有时要收得多些，这是很正常的。看到我们在某一领域里收一下，就说我们改变政策了，这是一种误解。” 125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是政策对头，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政策几十年不变。邓小平不断向世界发出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的声音，既是对海外关心中国发展的朋友们的一种解释，也是对国内人民的一种承诺。
国际上有人说中国有改革派、保守派两派，这只是一种“猜测”。1987年9月4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 1261988年7月15日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际上都在猜测，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改革派和一个保守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有时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有些具体的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没有才不好。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 127邓小平的回答形象生动、干净利落，有力地回击了敌对势力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攻击，解答了一些人的疑惑。
第二，要充分发挥国外朋友和海外同胞的对外宣传作用。为了树立中国的形象，邓小平提出要加大我们自己宣传的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向世界、向我们的人民宣传正确观点。其实，上述谈话，都是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向国内外传达我们党的声音，构造中国形象的一种努力。邓小平还吁请外国朋友向国际社会如实介绍中国；请海外朋友回去多作些解释。
邓小平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真诚地希望国际上的朋友、海外同胞客观介绍中国情况，给世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1977年10月27日会见瑞典三军总司令斯蒂格•辛内格伦上将时说：“过去中国人是被看不起的，但在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世界上才认识到中国人也还可以。美国人承认我们，还是在打败蒋介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仗以后。中国人第一说话算数，第二不是那么容易被轻视的。建国二十八年，做了一些事，但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很落后。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那时候大家才会相信中国真正是可以的。这次你们看到我们某些好的方面，但总的看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你们如实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就如实地讲中国。” 128邓小平希望外国朋友“如实地讲中国”，让世界充分地认识中国，这充分体现了一种气度和风范。
又如，他希望海外同胞“更多了解情况”，在国际上“作些解释”。1979年9月9月29日在国务院招待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比台湾穷一点，但就是这么一个穷的中国，国际上也不能不重视，也不能不买我们的账。国际上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与就不能解决。”我们不仅在农业、工业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现在国际上叫我们巨人，太夸大了，还是叫大块头吧。穷也是一个大块头的穷。尽管我们害了十年的病，但是在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是有了一个基础。”他提出：“希望大家回来多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国内情况，在国际上向熟悉的、提出间题的华裔和外国朋友作些解释，为促进祖国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尽能尽的力量，做出更多的贡献。” 129改革开放之初，国际上对中国的形象缺少真正的认识，一提中国，就是十年“文革”动乱的景象，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往往低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请海外朋友对中国情况“作些解释”，目的是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和海外朋友，也表达了对中国形象的自信和坚定。
再如，希望海外同胞向更多的人“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1986年6月18日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时，邓小平说：“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邓小平希望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什么事情呢？邓小平为荣氏亲属描述了我们国家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描述了小康社会和未来前景。他说：“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130邓小平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
第三，要求加强宣传工作。邓小平高度重视我们自己的宣传问题。多次对宣传工作作出指示，亲自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为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题写中心名，关注海外华人对我宣传工作提出的建议， 131要求宣传部门加强对外宣传等。针对只注重抓经济，忽视精神建设的问题，提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宣传方面不要忽略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 132宣传部门要主动作为，担当自己的职责，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个问题。1989年11月13日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十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一个大的失误就是政治思想教育少了，连爱国主义宣传也少了。青年人当中，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实际上是一种洋奴思想。” 133一个时期以来爱国主义宣传少了，有些人不仅不宣传爱国主义，甚至诋毁爱国主义、崇洋媚外，在年青人当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宣传部门担负着的加强宣传教育的责任。
在向新的中央领导提出要给世界树立一个改革的形象后，邓小平强调的就是，还要向国际国内反复讲，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1991年2月6日视察上海时指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 134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当有人说到“重大的决策还是要靠您把舵”时，邓小平回应说：“我退下来之后，在重要关头，有话还是要讲的。” 135我们可以说，南方谈话，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我国发展的“重要关头”所做的一次“重要讲话”，被我们党誉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宣言书”。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讲的话最具客观真理性，最有说服力，最能反映人民的心声，他讲的人们爱听；但光他自己讲还不够，虽然他的话最有份量，但毕竟还要把它变成全党的共识和全体人民的意志，这就需要党来讲，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