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智库概念泛化
时代周报：凡事必有利弊，智库受到中央高层重视，利的方面自不必说了；但是不是可能出现“弊”的方面，比如，会不会出现惯常出现的“智库大跃进”，甚至会进一步把中国智库的名声搞臭？
韩方明：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上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如今智库的发展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重视，对于智库发展来说是重要的推动力，不仅使智库发展和智库研究迈入了快车道，同时智库这个概念也正在深入人心，普通公众都在谈论智库。不过，我认为这并不会出现所谓的大跃进。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与几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上已经有所不同，当前国家的发展更加务实求真，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同时国家的法制建设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社会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制度规约，从而不会轻易出现以往那种知识语境；另一方面，虽然智库自身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已经具备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与天下情怀，不会夜郎自大与闭门造车，加之国外智库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所以对于智库自身来说还是有着较理性的发展思维的。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双面向的，大跃进的趋向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要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做好防范。
王文：这一点说得很对，不是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在中国，名称带研究的研究院至少要20万家。目前，中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都试图建智库，这种心愿与决心是值得鼓励的，但从我们的美国调研的情况看，学术研究机构与智库有明显不同的分工，前者注重学术创新，偏于基础性研究，后者注重影响决策，长于应用性研究。目前中国许多研究机构想两者兼得，到头来可能都无法兼顾，出现“两不像”、“双荒废”的结果。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智库要立足于现实议题，依托理论基础，发掘政策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进而通过种种渠道与传播方法，构建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完善力。中国目前许多研究机构（尤其在高校）都不具备智库的功能、架构，片面泛化“智库”概念，反而有可能出现教育与研究资源浪费、离谱观点贻笑大方、高校与学者形象均受损等风险。“为了学术”与“为了政策”是美国知识界相对清晰的两类功能，中国切不可混为一谈。什么热，做什么，这是中国社会一贯传统，当然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但也不能用“大跃进”来讲，这其实也很正常，应以平常心待之。
时代周报：不管怎样，“智库”这个概念，势必会越来越热。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一提法中，“特”在何处，“新”在哪里？
韩方明：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横向的发展要求，意味着我们的智库发展是要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的，而不能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的智库发展思路，这样便脱离了我国的实际。要以中国的全面改革与社会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推动知识深化体制和思想产品的创新，努力打造中国学派，传播好中国声音。再就是“新型智库”，这是纵向的发展要求，即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思想产品提供者相比，我们要有所创新，不仅在研究内容上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都要有创新。新型智库不同于智囊团，智库一方面是为政府或者相关服务对象提供政策咨询与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产品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而不是一味迎合服务对象的偏好。
王文：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由智库来引航。20世纪美国的崛起基本与美国智库的发展同步。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智库必须贴近本国国情发展，避免美国智库当下广为诟病的政治游说化、极端立场化等倾向，但美国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可以转化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借鉴，我认为，与难以摆脱“官方”印迹、“谋”与“断”之间未能分离的传统中国智库相比，如果用四个词来概括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备的功能，那就是“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智库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政府、国会、法院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在谋断互动机制、思想市场机制、内部管理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与全球传播机制等五个方面，深化改革现行智库运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