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从改革方法论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这必然内生着对科学决策、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结合的要求，如此，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提出了要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并将其制度化，从而更好地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决策咨询制度重要性的认知。
准确把握“智库”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内涵，对于今日之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时代周报采访了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
供求脱节背后是制度对接难题
时代周报：在你们看来，在改革的使命与当下的环境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韩方明：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性将直接决定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的质量与智库的社会声誉。这就要求智库在发展中既不能依附于权贵，也不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能被社会舆论所绑架，要为国家与社会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思想产品，自身也要发展成相对稳定但又独立运作的思想机构。
其次，要树立创新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对于不同的智库而言，要根据自身的研究实力和研究特点确立本智库的研究领域，避免大而全。对于后起的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而言，选择一个创新性的专业化领域非常关键。同时要树立现代管理意识，积极与世界上成熟的智库模式接轨。
最后，要实现官民互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离不开智慧的推动，智慧并没有官民之分。官方智库在资金支持、研究力量、对外合作、成果效益等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而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在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与运作机制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两者既存在竞争也有着合作的潜质，全面改革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多元的思想可以为改革注入更蓬勃的活力。
王文：第一，政治上，需要一个充分推动目前政策的民主化的智库。社会上，充分倾听社会的民意，但是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声音的智库。经济上，要有一个客观中立公允的智库。知识上，需要一个更加有问题导向、现实关怀和家国情怀的智库。但是，我认为需要这样的智库，不代表就会有这样的智库，因为很难。
时代周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决策咨询制度”方面，你认为还存在哪些问题，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以及如何“健全”？
韩方明：古人云：“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目前，我们国家的决策咨询制度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虽然很多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也出了很多积极而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但是却难以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对接，以致在智库与政府之间不能实现有效的默契，出现了政府口渴，但是送水的智库却投报无门的情况，从而造成知识与思想资源的浪费。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一个供求脱节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推动相关决策咨询制度的建设，打造政策分析市场，为智库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应用平台；另一方面，智库要以社会发展和国家需要为基本的立足点，来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思想产品。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完成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对接。
王文：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智库本身也有问题，有些学者不够严肃，哗众取宠，干扰整个决策的过程。当然他们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回过头来讲，很多学者是有很大问题的，有责任的学者、有能力的学者实际上还是少数。
从机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需要上下结合，从上面讲要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有了，从中间的政府操作层面，要有这样的机制。从下面—即思想的产业链下游—来讲，当然是智库层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有这样的能力。要说这个决策机制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三方都要努力。要有一个战略眼光、敢于推动改革的高层领导，中间还要有奋发有为的官僚团队（“官僚”在这里是中性的意思），下游也要有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智库，只有这样“决策咨询制度”才可谈得上建立和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