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是一种反哺，一开始肯定是个分蛋糕的过程，它不大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地进行，需要高度的政府主动性强制实施才能操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的利益分割问题。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差别巨大，其负担的财政支出压力与其收入并不对应，完全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机制设计，转移支付（还有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等）应当依据当地的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规模进行分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在纯公共财政支出方面的压力，也有利于缓解原住民与新增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需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当然，如何科学的衡量当地常住人口规模需要深入的研究，从而确保公共资源获得合理有效的分配。
《改革意见》同时明确提出，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这也是逐渐弱化户籍的福利属性，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均等覆盖。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外来人口要获得当地城市的公共资源，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像美国的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亦需要证明自身的价值，积分入户应该是一种现实的手段。广东的“积分入户”政策和上海的居住证改革作为先前的范例，为未来的方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虽然两者具体条款还有待完善。积分制度的优势，一是适用面广，既能适用于本地农村居民，又能用于外地城乡移民；二是可量化，操作上较公开透明。未来特大城市的积分制度可以通过积分阶梯管理改变原来的“门槛式”管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对不同积分阶梯的人提供不同层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从阶梯式管理给予的公共服务保障上看，越是基础的权利应该越先被保障，到最高要求后，经过一定时间的居住，就可以最终在特大城市落户，可以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待遇。这种模式好处在于既可以考虑到城市的承载力问题，又可以兼顾外来人员的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同时打分管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绿卡制度，能够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所以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有上海人，北京人，大城市人和小城市人，妥协这种不完美性，也是操作性上的无奈，但只要方向大体正确，时间最终会解决一切。
整体性改革，不只是换一个户口本
《改革意见》提出，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我们不可忽略户籍制度改革是复杂和艰难的，改革必将是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土地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城市规模与布局等。过去十多年来虽然政府的政策在户籍领域逐步放开，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到当下来看，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瓶颈已经从户籍制度本身扩展到各领域，需要以更大的力度从更高的高度推进全面的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满足新增居民的公共需求，包括廉租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养老金支付、义务教育支出、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支出等。从一个简单而并不十分准确的测算来看，对于政府投资支出而言，市民化本质上还是要解决与户口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三大块：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包括医保在内的社保体系、城市公平教育保障、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等。如果看远点，未来用20年时间新增6亿市民，平均每年2500万，人均花费8-10万元，一旦成为市民，那么，政府每年的新增城镇化投资在2万亿元以上。在不考虑自然增长并只计算每年新增一次性支出的前提下，初步匡算如下：城乡低保保障标准一般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以上（数据显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全部转为市民后，人均多支出3400元，假设入城市户籍后一次性买断20年累计人均支出7万元；在教育方面，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城乡教育支出差距在缩小，主要是地区间差异较大，初步估算每年用于增加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等的财政支出约2000亿元（约占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2万亿元的10%），人均一次性投入0.8万元；而医疗方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相同，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即可，暂不计算新增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按照每年600万套的规模计算，财政支出约3000亿元，人均一次性支出1.2万元，暂不考虑折旧、更新等。如此计算，20年的新城镇化投资差不多在40万亿元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