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军事大国”的战略转换
一是从“专守防卫”到“动态防卫”。冷战时期，“日本防卫政策自1957年5月《国防基本方针》制定以来，由日美安保体制和自卫队两根支柱构成”，“日本的防卫力量不是用来对抗特定威胁”，“只是意识到苏联的威胁而推进防卫力量的现代化”⑨。为了与宪法加以整合，日本的防卫力量基本限定在用于自卫的最低程度，即所谓的“专守防卫”政策。像派兵到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都是不被允许的。即便参加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卫队员也不能使用武器。自卫队的武器是用于自卫的，因此，拥有进攻性武器被视为“违宪”。1976年，日本制定了战后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确立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框架。即专守防卫、日美同盟、放弃战争、不保有武装力量。尤以“无核三原则”和“武器出口三原则”最为知名。但是，现在这两个“三原则”形同虚设。
冷战结束后，日美共同的敌人苏联解体，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美国1990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宣布分阶段削减驻亚洲的兵力。日本国内也在酝酿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对防卫体制和政策进行变更。细川护熙的首相智囊团“防卫问题恳谈会”也于1994年8月提出报告书《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现状—展望21世纪》（即所谓的“樋口报告”）。报告提出了“多边合作”、“能动的安全保障政策”、“日美同盟”等政策建议，强调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质变，有必要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并期待联合国发挥作用。日本国内的离美倾向很快被美国察觉，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拉拢。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该宣言被视为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其中，“周边事态”概念的导入使“远东条款”的地理空间扩大，日美在安保领域的合作具有了全球视野，也使其同盟关系进入第三阶段。
2004年10月，小泉首相的智囊团“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提交了报告书《走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设想》（即所谓的“荒川报告”）。报告书强调，要不断地对防卫力量实施“弹性”变换，在武器的变化上也要规定数量和期限并向市民讲清楚。同年12月，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在强调坚持“基本的防卫力量构想”的同时，引入了“多功能、有弹性、有实效性的”防卫力量这一概念。2010年最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正式引入“动态防卫力量”这一概念。所谓“动态防卫”是相对于以往静态的“基本的防卫力量”而言，它可以“有效地遏制各种事态的发生，稳定亚太局势，改善全球的安全环境”。总而言之，就是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质变，由国内走向海外，自卫队的任务也将由静态防卫变成动态出击。
二是日本为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扫清道路。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达成“决议”。这为日美安保体制从“非军事关系”向“军事同盟”转换扫清了道路。日美之间虽然签订过两个安保条约，但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政府解释的限制，日美同盟关系的军事色彩并不明显。
安倍急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方面是他“摆脱战后体制”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也是他配合美国东亚战略、实现“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是日本早日实现“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美军事同盟”建立的先决条件。规定日美军事合作方向的文件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11月签定的“旧指针”当中，美国首次明确表示“核遏制”及“日本有事”时进行支援的态度，并决定与日本就共同作战计划进行磋商。美国还表示“在日本以外的远东地区如果发生对日本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日美将进行合作”。
从1981年起，日美之间开始了应对“日本有事”的共同作战研究，日美之间的军事训练也开始实施。日美安保条约在签订30年后才有了点实际内容。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出台，新指针将“远东有事”扩展为“周边事态”，台海也被纳入“周边”范围之内，2005年日美“2+2会谈”将台湾作为其“共同战略目标”。与“旧指针”相比，“新指针”的日美安全合作内容更加具体，空间更加宽泛。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就加快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步伐，日本在配合美国东亚再平衡战略的同时，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强军寻找借口。安倍再度执政后，遏制中国的欲望不断加强，并拉拢与中国有领海纠纷的国家编织对华包围网。为了能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安倍想赶在年底之前再度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为此，安倍迫不及待地在7月1日通过解释修宪的办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在年底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必将充分地反映本次内阁决议的内容，使“日美军事同盟”具有实质性内容和制度上的保障。
三是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建立“日美军事同盟”的前提，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是实现安倍“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与美国亚太战略再调整在时空上交汇，这必然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地缘政治造成震动和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