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后，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转变。日本的外交与战略思考始终与结盟意识相伴。与老牌大国结盟，向新兴大国挑战是日本外交战略选择的惯用手法。日本不是没有“哲学”，只是其文化中“目的合理性”高于“价值合理性”。日本也不是没有“战略”，只是其视觉空间过于狭小，“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关键词】日本外交 外交思想 外交战略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亚洲大国，近代日本经历了一个由崛起到衰落的过程。二战之后又让我们看到了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发展足迹。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日本的外交战略思考始终与结盟意识相伴—近代与英国结盟，战后与美国结盟。与老牌大国结盟，向新兴大国挑战是日本外交的惯用手法。近代日本学者说“日本无哲学”，现代日本学者说“日本外交无战略”。实际上，日本不是没有“哲学”，只是其文化中“目的合理性”高于“价值合理性”。日本也非没有“战略”，只是其视觉空间过于狭小，“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走向“经济大国”的战略抉择
所谓“战略”就是为达目标，动员一切力量资源进行合理选择的方略。二战失败后的日本既无力量资源，亦无选择空间，独立外交战略谈不上，更不敢做什么“大国梦”，只能接受盟军司令部的安排。战后初期，日本主体性丧失，只剩下被动的客体，政治家们只能在夹缝中为大和民族寻找生存之路，在左右两翼的围攻中，最终“吉田主义”成为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合理战略选择。在到达经济大国制高点之前，一路走来的日本外交是“作为经济小国”的弱国外交。
战败国的外交战略。吉田茂内阁属于战后初期日本的“长期政权”，他曾5次披挂上阵组阁执政。“和平宪法”的实施以及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都是在吉田的领导下做出判断和抉择的。应对复杂的日美关系，为千疮百孔的战败国日本找到一条活路是吉田政权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制定的，“麦克阿瑟三元则”（天皇是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放弃战争禁止重新武装、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对战后日本宪法内容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这部宪法不是日本人独立自主制定的，但以主权在民、和平主义以及基本人权为特征的战后日本新宪法，发挥了其独具特色的历史作用，美国在日本实施了在本国都无法达到的社会变革措施。
不过，美国对日政策随着冷战态势的形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由打压、改造日本变成扶持、纵容日本，甚至命令日本重新武装。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与其共同对付不断蔓延的共产主义势力。面对东西两个阵营的对立，以及日本国内左翼在野党和民间进步知识分子“全面讲和”的呼声，吉田茂权衡利弊，放弃“理想主义”，选择了“现实主义”。
1950年7月8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转给日本首相吉田茂一份“书简”，上面写到：“为了维持日本的良好社会秩序，不给少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允许设置一个7万5千人的National Police Reserve，同时，在海上保安厅现有的保安力量基础之上再设法增加八千人”。①日本人不懂“National Police Reserve”的意思，看到其中“Police”（警察）词，就把这支队伍称作“国家警察预备队”。美国为了让日本配合自己的“遏制战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做准备，强迫日本建立10个师团32万5千人的军队，在吉田茂内阁抵制下，最终建立了10个师团18万人的武装力量。1952年10月，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就是1954年7月1日成立的日本自卫队的前身。美国以日本重新武装为条件向日本提供了经济援助。
日美同盟关系的“非对称性”。“日美同盟”这个词我们从日美两国的正式外交文件中找不到，从日美关系发展的过程看，一直到1980年代日美之间都是一种从属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首相铃木善幸访美时使用了“同盟关系”一词，但随后又否定了同盟关系中的“军事含义”。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美国没有把日本当成平等的伙伴，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想在军事上与美国搅在一块。“不过，根据1951年最初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1960年修订的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而确定的支撑日美同盟关系的法律基础确实非常特殊”，“其相互之间的‘非对称性’没有任何改变”②。
1952年4月28日，美国对日单独讲和的“对日和约”生效。和约规定：日本的完整主权得到承认，所有的联合国占领军撤出日本，作为主权国家，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个体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适用于日本。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也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生效。不管日本愿不愿意，美国以形式上的结盟将日本捆绑在自己身边成为“人质”。旧安保条约赋予美国海陆空三军在日本设置基地的权利，用于防范“国内骚乱”和“外敌入侵”。但是，条款内容暧昧，美国人在日本无偿使用军事基地，却没有明确保证为日本安全负责。因此，岸信介上台后坚决主张对“不平等”的旧安保条约进行修改。
1960年1月19日，《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签署，日美对在日本施政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达成共识，美国承诺保卫日本安全。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五条的“日本有事”和第六条的“远东有事”。“远东有事”后来扩展为“周边事态”，新安保条约为日本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埋下伏笔。相对旧安保条约而言，新安保条约总算具有了“双向性”。即日本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美军负责保护日本安全。但分别看两个条款的内容，其内部仍然存在“非对称性”。一般的同盟关系应该是双方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新安保条约“第五条只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的义务，而没有规定日本保护美国的义务，这是单方的”，“第六条规定只有美国能使用基地，这也是单方的”③。
“吉田主义”战略抉择的历史功过。“吉田主义”引领下的日本外交有两个特点，一是“依附外交”，二是“经济外交”。即“将自己国家的防卫力量限定在最小范围，比起扩充军力将振兴经济作为优先课题，待经济恢复之后再慢慢地扩充军备”，“以经济复兴和经济自立为目标，以扩大贸易为重点展开外交”④。高坂正尧在总结吉田主义外交思想与战略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时将其归纳为“同盟的恩惠”与“非介入利益”。即“日本不拥有大量军备却能确保安全”，“日本不卷入与中苏的对立”，“非介入政策将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减少安全保障成本”⑤。
吉田外交路线与防卫战略思想遭到来自国内外的两种压力。首先是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吉田政权顶住压力，在做出一定让步的同时，要求美国以经济援助作为日本重新武装的交换条件。其次，来自日本国内还有两种反对势力。左翼在野党和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坚决维护和平宪法。保守阵营的鹰派政治家主张“自主防卫论”，要求摆脱“附属式独立”、“修改宪法”。1953年4月“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缔结，日本获得“最惠国”待遇，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大量外汇。1955年9月，日本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在美国的援助下，“特需景气”使日本走出战败经济阴影，经济得到复苏。
尽管在其后的鸠山一郎和岸信介内阁时期，“吉田主义”受到保守阵营“非主流派”的冲击，但是，到了1960年代初的池田勇人内阁时期，“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即“战后体制”被固定下来。随着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内政与外交以及安保战略基本在此框架内运转。“吉田主义”虽然未能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强国，但却为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吉田主义”为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战略目标立下了汗马功劳。
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思考
一是追求自主的“全方位外交”。1957年岸信介内阁时期曾提出过战后日本的“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与自由主义国家协调。当时的日本还在美国的禁锢之下，外交的自由度很低。但是，岸信介胆大敢为，施用“平衡术”，在艰难的国内外形势下，使日本外交利益最大化。岸信介以亚洲国家的支持为后盾向美国提出修改旧安保条约的要求，以美国为靠山开展亚洲外交。在联合国，日本以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形象出现，恢复联合国席位不到一年就成为“非常任理事国”，业绩可佳。
东南亚外交是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1977年“福田主义”出台，可以说这是战后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独立亚洲外交战略的开始。所谓“福田主义”，是指1977年8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的日本“东南亚外交三原则”：即“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笔者译）。这是战后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新的亚洲外交战略，它虽然是面对东南亚而言的外交原则，但其历史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所指的区域范畴，它是战后日本亚洲认识的一次认真总结，也是战后日本“新亚洲观”的一次宣示。
福田主义被称为“战后日本第一次有理念的外交”，其历史意义在于：首先，日本表明了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决心。其次，日本表示要与亚洲在文化上进行“心与心”的深入交流。最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放下身段要与亚洲各国“平等相处”。实际上，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在日本社会的底层以及人们意识的深处，东方的道德价值体系一直被维系着。日本对华外交在美国的限制下，20世纪60年代只能通过“备忘录贸易”的形式进行。70年代初，美国搞“越顶外交”，先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在尼克松访华前半小时才通知日本，使日本陷入尴尬境地。日本恍然警醒，立起直追，中美关系的缓和使中日关系迎来春天。
大平首相智囊团的“战略构想”。自主外交意识增强的同时，政府与政策智囊在国家综合发展战略上也在积极地独立思考。1978年11月27日，为了编辑《大平正芳政策资料》成立了一个学习会，1978年12月7日大平正芳就任日本首相后，在该学习会的基础之上成立了“大平政策研究会”。该研究会共分9个研究小组，网罗了大批学界名人，如，山本七平、梅棹忠夫、猪木正道、大来佐武郎等。其中，“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提出的“环太平洋联盟构想”以及“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由大来佐武郎负责。“环太平洋联盟构想”是大平首相追求的政治理念，也是战后日本领导人亚洲观与国际观的一次展现。这是自战败以来日本国家领导人关于亚太区域合作新秩序的第一次大胆表白。“环太平洋联盟构想”概念的使用遭到了当时日本外务省抵制，理由是怕人们想起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大平首相也担心亚洲国家介意，故最先在澳大利亚宣布自己的构想。1980年9月，第一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在堪培拉召开，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平首相于当年6月12日病逝。十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于1979年3月6日成立，该小组的研究报告书《环太平洋联盟构想》于1980年5月19日提出。该“构想”有三个特色：第一，这是一个对区域外开放的合作组织，能够发挥各国的作用并成为全球化的推手。第二，区域内国家相互依存，促进贸易发展，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利益最大化。第三，与区域内现存的双边、多边关系不矛盾，并形成互补关系。可以说，这是日本总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失败教训后所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区域合作构想。这为战后日本走出历史阴影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声誉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了正面影响，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自信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