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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自述: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与时俱进(2)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从教70年心得

核心提示: 我终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学生阶段(1944——1949)、执教阶段(1949——1978)和重新焕发教研青春阶段(1979年以来)。这70年可是我苦心求索、跌宕起伏、曲折变化、备尝艰辛的历程。回首简要概述这三个阶段历程,大致反映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风霜面貌

从敢想敢说到不想照说,再从敢想不敢说到敢想巧说

从1949至1978年,我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约30年。在华大担任学习助理员(助教),主要辅导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递进和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949年8月25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谈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1950年初,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随即在以华大为基础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1951年3月,我向全校科学讨论会提交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汲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随后我每年都结合教学并联系中国实际发表论文。1954年我被评定为讲师,1956年提升为副教授报教育部审批。

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当时我们都认为这四句话、66个字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最全面最精辟的概括。当时我们在教研工作中全部以斯大林的言论为依据和准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这犹如晴天霹雳,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这时我开始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于提出过去在苏共党史教学中有大量美化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秋后,由我带头在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把苏共党史内容改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还就斯大林实行个人专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干涉内部动乱是错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试验值得重视、要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新课的体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对某些老师的不民主作风提出批评意见,没有料到立即遭到打击报复,险些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幸得吴玉章校长审批,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才保护我过关。从1957年挨批后,我从敢想敢说转变为不想照说,一切言论以党的文件和毛主席指示为依据和准绳。

1958年,我下乡参加劳动和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又下放到农场劳动并参加北京郊区整社工作。从1961年起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和报刊上大批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自以为这样就是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即使这样,到1966年掀起“文革”风暴后,我还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遭到残酷批斗。“文革”中的种种异常现象已促使我独立思考,然而敢想不敢说。例如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为何现在宣传中却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北大讲国际共运史,思想复杂,内心矛盾。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突出大讲国际共运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以集体名义在北大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稿,专写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等等。同时,我心中已认识到“文革”中种种异常现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课堂上,我只能敢想巧说,这样才能既不跟着“左”的路线走,又能巧于自我保护。例如,我在课堂上这样讲:“如果在理论上认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实践中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那是危害很大、十分危险的”。1978年北大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的报告题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这是相隔12年之后我第一次又以个人署名发表文稿。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办,我又回到人大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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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