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从《十年发展纲要》到“新八字方针”，从“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到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从财税改革、外贸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到物价改革，中国政府主导的改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中国改革一直有两条战线，官方改革与民间改革。在改革初期，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大多是各种待业或无业人士自谋生路，养家糊口的结果。而政府的主要贡献是革旧迎新：清除“左”的遗毒，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修改过时的法规，颁布新政策。
在1979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在农业方面，国家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另一方面减少粮食征购而扩大粮食进口；同时，迅速恢复自留地，农贸市场，并加强农用物资生产。在工业方面，大幅度削减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投资,扩大轻工产品，尤其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加强民生建设（提高工资待遇，缓解住房难）。在外贸方面，打破外贸部对进出口的垄断。在财税方面，实施“分灶吃饭”，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经济大调整的同时，政府选择了国有企业为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口。其目的是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新八字方针作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官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调整国民经济中结构性失衡，同时给基层组织包括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一定的自主权。
而真正让企业家精神重返神州大地，让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遍地开花而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力量源于体制外的民间改革。分田到户是忍饥挨饿的农民摆脱饥荒的通常手段，乡镇企业是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的发明，城市个体工商户是待业青年自谋出路的结果。这些民间改革我们称之为“边缘革命”。在当时，官方改革虽然得到政府的保驾护航，但处处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现有体制的制约。而“边缘革命”虽然饱受政策上的歧视，却享受更多的运作自由，也时刻面临市场的选择和淘汰。于是，设备和技术均落后于人的乡镇企业能完胜国营企业。又譬如，官方推行的农业改革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确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粮食进口和减少粮食征购也成功地缓解了农业的压力。但是这些官方改革丝毫没有触及集体农业的两块基石——统购统销和户口政策；农民依旧从属于生产队，远不是自由经济人。而真正把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择业自由的是他们自创的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
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止于1988年）主要是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垄断，欢迎企业家、市场和私营企业重回神州大地。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则以建立市场秩序为主要标志。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下海潮”席卷全国，民营经济如火如荼，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更重要的是，1992年价格改革结束了价格双轨制，1994年财税改革简化税制，随后的国企改制斩断了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利益链。这些改革不但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清除了地方贸易壁垒，整顿市场秩序。此后，地方市场逐渐整合，全国形成一个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所有的企业接受同一个产品市场的约束；相同的竞争原则保证企业优胜劣汰。到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然成形。
缺乏创新是中国经济的致命软肋
很难想象市场经济在中国会有一个更辉煌夺目的开始。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仍是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以人均GDP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刚刚扬帆启程的中国市场经济还有漫长的征途。但目前中国经济有一个致命软肋：缺乏创新。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和全新的产业。相比而言，20世纪的中国工业革命在创新上却乏善可陈。这不是否认中国企业家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乡镇企业产品能漂洋过海，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温州一跃成为中国小电器、服装、鞋业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基地，最近十年湖南邵东取代广东和浙江而成为中国“打火机之都”。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改革浪潮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故事背后中国企业家顽强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疲软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MadeinChina”，但他们很少有人说得出任何中国品牌。中国的出口产品也是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是“贴牌加工”。这种“有产量无产品”的窘困曝光了“世界工厂”桂冠下的寒碜家底。除了生产成本的优势，中国有多少出口企业能够靠自己研发的产品独步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