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从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到建立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这是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取得的最明显的成就。然而，这样的快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遇到了天花板。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生产总值告别了10%的高速增长而慢慢回落。近年来，围绕增速下降，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各方对增速高低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共识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已成往事，中国经济明显处在市场化无法进一步深化的尴尬状态。
相较于数量化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更看重社会的转型与进步，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得以全面贯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产品换代、技术升级、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企业重组、行业整合等，更要包含利益关系重构、利益机制重塑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各尽所能、自得其所、多元包容、发展和谐”的昌明社会。因此，本质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有念于此，对照杨小凯十多年前的论述，令人不甚嘘唏。
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行政垄断去化改革……去天花板之路依然漫长，中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变革与体制转轨。（作者系证券时报市场部副主任 肖国元（财苑））
从杨小凯与刘道玉之交思钱学森之问
志存高远、刻苦自学、伯乐提携、海外深造，是杨小凯从求知少年成长为杰出经济学家道路上的几个关键因素。命运多舛的杨小凯在治学生命中有幸遇到多位伯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
杨小凯出生于1948年。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1968年，杨小凯因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批判，在康生点名问罪的背景下，杨小凯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杨小凯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数学等课程，后来又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从事校对工作。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杨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杨小凯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杨小凯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的情况，对他的才华极为赏识。经过刘道玉的运筹与多方努力，杨小凯调入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随后不久，武汉大学将杨小凯破格晋升为讲师。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杨小凯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与杨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对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十分欣赏，并邀请杨小凯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当杨小凯正式提出赴美留学申请时，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却不予通过，绝大多数常委认为杨小凯坐过牢，在政治上不可靠。刘道玉为此辩解说，杨小凯坐牢属于冤假错案，已经平反，坐牢一事不应影响他出国留学。左倾思想占主导的武汉大学党委最终没有采纳刘道玉的意见。爱才心切的刘道玉决定绕开武汉大学党委，为杨小凯争取赴美留学的机会。刘道玉建议杨小凯请邹致庄教授给中国国务院总理写信，向中国政府表明邀请杨小凯赴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意愿。杨小凯依计行事。很快，邹致庄教授的信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来自国务院的“尚方宝剑”，杨小凯赴美留学终于成行。
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这个世界顶尖的学术平台，杨小凯如鱼得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学术时光。这期间，刘道玉批准了杨小凯的妻子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还经常给杨小凯写信，鼓励他在学术上砥砺前行。杨小凯没有辜负刘道玉的期望，他以留学为新起点，实现了学术生涯的新飞跃，终成誉满全球的经济学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