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发优势”众声喧哗之际，他敏锐地看到了“后发劣势”，并真诚地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在众多经济学家规避政治敏感领域时，他坚定地将经济学研究触觉伸向政治转型；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与理论；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曾经在2002年和2003年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就是杨小凯。
2014年7月7日，是杨小凯逝世10周年。为此，我们编发这组文章，纪念这位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
后发优势的迷思与后发劣势的自觉
去世10年之后，经济学家杨小凯留下的问题仍然没有明晰的答案。实际上，10多年前那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的时代背景，今时今日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一个社会很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在后发优势的狂飙猛进中忘了自我，忘记了初心和原点，陷入一种集体性的迷思之中。这个时候，后发优势的思维，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植入一种自觉性的反思。否则，后发优势最终会不断演变为后发劣势。
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任教的杨小凯，和在北大任教的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进行辩论，两人间的分歧主要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后发劣势这一概念来自于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2002年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意思是：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短期的经济成功往往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充分演绎了后发优势的奇迹，A股市场亦复如是。我们习惯于说，我们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奇迹。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这些都非虚言，而是事实，国人当然可以骄傲。但一个优秀的民族，思维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个阶段。以经济发展而言，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当然也包括每一个个体尊严的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的追寻、法治与公平、民主与开放。以资本市场而言，股票市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位股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成果，通过资本市场让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切实实现三公原则。
我们实现了这些“初心”吗？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多面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被我们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当然是中国奇迹。但遗憾的是，当下的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充满戾气、环境污染问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结构转型步履维艰、很多地方和领域公平与正义不彰。A股市场的确是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被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巧取豪夺，利益集团和权贵通过资本市场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有权有势的少数人手中，利益输送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凡此种种，只能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后发优势发展到极限时，如果不注意制度的变革，后发优势就会加剧演变为后发劣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后发优势成果可能都会丧失殆尽。
某种程度上，后发优势更多地是指经济增长数字等经济学上的意义，而后发劣势更多地是指制度变革层面，这主要受社会整体思维水平的影响。后发劣势提出了比后发优势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即便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制度跟进也须臾不可忽视，制度变革的背后是普世价值的实现、法治和公理的彰显，最终落脚到人的价值的实现，并且社会要为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尽最大化努力。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的是：我们太容易在后发优势的数字化荣光中集体性迷思，以为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忽视了制度和内心的观照与反思。当后发优势没有制度变革和完善的风险控制作保障时，很容易演变为一匹疾驰的野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