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您认为培育和践行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文堂：培育和践行有很多具体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培育”首先是一个内在的涵养过程，是内心世界的一个价值涵养过程，是价值主体的一个自觉过程，即所谓的“内化于心”。“实践”则是“外化于行”，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所以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我觉得培育和实践要强调上述维度。否则，不从心灵深处来培育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不具备任何力量，因为得不到你的相信和认同。培育要解决的是主体价值认同的问题。当然很多说法是社会通过舆论场等手段来培育认同，那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关键是培育你内心世界的价值认同。那么实践方面，光有主体的认同，不能成为一种行为，那么这便不是“文化”。中国的文化非常强调“化”——变化、生成、造化。“化”在你身上你就要去做，否则便不是真正的文化行为。所以培育和实践从内在和外在这样的角度出发，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套价值观建设方法论的问题。所以既要培育出这种价值观，同时又要实践这种价值观。
我觉得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两点要特别强调，因为都做的不到位。“培育”方面，我们的教育没有从人的心灵根基上来着手，那么也没有古人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多从你的本性来进行教育;“率性之谓道”，你的道，即是你的这套价值体系要符合你的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道之谓教”，按照这个道去修行，这才是一个教化的问题。那么这样，就是把一套价值观的教育建立在心性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和涵养，如果离开了人的心性，那“培育”有时候容易成为过去那种假大空的东西，成为说教的，没有根基的东西。
实践更是成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的宣传、口号容易流于“花言巧语”，得不到大家认同，就是因为很多人说过了就算做过了，或者说了不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价值观”怎么会有“文化”的充实意义呢?价值观实践还要注意个体实践与社会实践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除了强调个体如何践行之外，还要强调社会群体的制度化实践，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就特别需要通过政治、法律、社会等不同层面制度化建设加以践行。当前而言，个体道德实践与法治国家建设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条互动的重要路径，应当放到突出位置来抓，以便进一步探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混合政治模式，实现中华政治文明的更新。
这里的关键在我们党。我们经常讲我们党是一个特殊的党，她首先通过意识形态建立自身的正当性，因而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有自己的道统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解决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仍然也要担当这个文化使命，价值实践的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党，因为党是社会精英比较集中的一个组织，共产党人的修行，他的内圣和外化如何，对整个社会影响非常大。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和官员是价值实践很重要的代表，那么我们党是不是具有这样一种价值实践的自觉，就成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一个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