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此，您如何理解?
李文堂：我觉得习总书记在8·19讲话当中提到的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他是从历史文化传统、基本的国情等角度来看一条道路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看法。如果我们不了解中西方历史，有时候可能会把一种社会的价值目标理想化、抽象化，失去了历史的土壤，进而变得不着边际。不同的国家都有自身不同的历史，都有它不同的独特性。也正是这个“独特性”，影响了这个国家的道路，包括制度、文化、理想，等等。
我们以英国和法国为例。英国和法国从传统的中世纪开始，所走的道路就开始截然不同，英国之所以后来走上议会民主制的道路，是由于在中世纪，存在王权的时候，即便封建制度下，英国的议会也是十分强大的，所以很难形成绝对王权。恰恰是封建制和议会民主制有历史渊源关系。国王受制于议会，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法国是绝对王权主义，是绝对主义，这个词不能简单翻译成“专制主义”，因为绝对王权下形成的是一套理性化的行政体制。而法国的议会很少召开，经常关闭，因而力量很小。议会制本身就是中世纪封建制的产物，法国一直都是中央王权的方式，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人们主要争取的是平等，而英国的议会民主主要体现的是自由。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法国仍有很强的中央，中央集权的历史痕迹还是很强，文化是以巴黎为中心的辐射到全国。所以法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服务于王权，服务于公共事业，并以此为荣的，他们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英国就大不一样，自由主义的理念比较强。法国信仰天主教，英国则保有清教传统，所以法国的社会思想比较强，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英国的个体思想比较强，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历史文明使得两个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拥有不同的现实命运。中国不可能完全借鉴西方国家的道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独特性不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上与西方国家的道路不同，而在于我们是一个拥有连续性文明的文明体，是有文明体作为背景的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是天下文明体系的道路，和西方这些在基督教文明体系内部派生出的各民族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简单将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世俗国家模式移植到中国来那一定是不妥的。因为西方的这套世俗政治体系背后有基督教文明作为背景支撑。如果中国把自己完全降格为一种世俗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没有一套中国文明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很多价值观、信仰的问题就难以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