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Rich Levy
翻译: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新军
自从1987年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来，整个中国包括农村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转变。农村中一些最直接的变化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反映出来，更多的变化则正在发生。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些什么基础性的变化？这些改变对中国农村的村庄模式和村民自治意味着什么？
从1987年试行到1998年正式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包括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那时至今，农村的民主选举逐渐规范，选举更加透明，候选人提名过程更加民主（如“海选”），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在处理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方面，有些省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委交叉任职”和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的做法。越来越多的省份在农村领导班子的组成上，强调班子主要成员的“双强”性质（领导能力强和致富能力强），从而使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领导人都是由农村的能人来担任。
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及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说明，中共已经意识到治理问题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更为紧迫。因为，在中国农村民主选举大步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更显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后选举治理问题的突出。从我个人的经验看，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导人，包括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注重提高行政的透明度，但是在很多村庄，实现农村治理透明度的渠道仍旧非常有限。
农村结构的变化
1987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对政治结构和实践产生影响的经济变化。2006年取消的农业税显著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给很多农民留下了有限的一点资金。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定可能会恶化这个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农村的土地会流转到企业家手中，这会使村庄更加依赖企业，包括村内的企业和从外面引进的企业。笔者在近几年对中国几个省的农村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企业家经常会利用省一级政府的政策、手中的资源和商业技巧，来与村委会的干部们打交道。比如，通过发展农村新经济来挣钱，不仅能够帮助村民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可以帮助培训村民，支付教育、通讯和修路的成本等。很多省份的政策在鼓励能人入党和成为党支部村委会干部的同时，也潜在地改变着村庄中的权力平衡，民主监督缺位，腐败事件频出，地方治理结构变成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地方层级结构的改变将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农民的财产权利被剥夺。
然而，我2013年夏在中国多个省的农村的考察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变化。地方治理的关注点已经从村民选举和自治，转移到新的村庄建设，即通过建设“新农村”将农民集中居住，提高人口的居住密度，来达到节省农村土地的目的。
尽管这项政策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比统一模式好很多），但这项政策的所有形式都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并将影响农村自治的未来。
农村新村建设因各地情况不同有较大区别。在四川的山区乡镇，相对规模较小的农村新村建设在相邻的村庄边界上。地处大山区的村庄则因为没有成片的土地而且人口居住分散，没有建造农村新村。但是地处平原的河南省中部则出现了许多规模很大的新农村，居住人口通常来自附近的几个行政村，人数可达数千人。
尽管存在某些不同，这项政策从整体上看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是：如何将从前分散居住在原来村庄里的农民转移到一个新的集中居住的新村？这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农民必须购买他们在新农村的住房吗？如果必须购买，需要多少钱？他们是如何支付购房款的？这种居住对于农民来说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伤害了他们？
例如，在重庆市，农村土地整理是通过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与重庆的城市土地开发相联系的。核心是土地的“占补平衡”。重庆市的山区农村，例如重庆开县麻柳乡，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复耕废弃宅基地等土地整理措施新增出的耕地，将进入“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重庆的土地开发商要获得城市土地的竞标权，首先必须在“土地交易所”购买土地指标，从而获得城市土地开发的竞标资格，才能够进行土地投标，购买土地进行开发。2013年重庆“土地交易所”每亩土地指标的价格为14万元人民币。其中的9万元交给新增土地的原承包农民，其余的钱在土地交易所、县、乡镇政府之间分配。新农村的农民住房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政府对集中居住到新农村的农民每户有1-2万元的补贴，加上复耕土地所获得的收益，每户农民只要再掏几万元，就可住进农村新居。这个机制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的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相联系的。我将在下面讨论农民家庭支付购房款的各种办法，尽管一般假定这种购房款大都是农村家庭在外打工的成员寄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