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生（麦肯锡中国公司董事、“城市中国倡议”主席）
新型城镇化应更关注人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问题。我个人理解所谓新型城镇化，应有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应该更加关注人，应该说过去城市建设当中对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户籍问题、农民工问题，也包括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我们过多地去拓展土地，过多地关注建筑，而较少关注这个城市、空间、建筑里面所发生的行为。
第二，我们的城市建设过多地把立足点放在城市，而对农村、郊区关注是不够的。
第三，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境的破坏都没有最近30年破坏更大，如果不及时扭转，很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不断拓展，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会毁于一旦。
第四，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一直是经济主导型的，现在还是这样，而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多转向提高城市市民生活品质为标准。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首尔如何医治都市病
韩国在19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非常快，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首尔以及周边地区。1960年代以来，首尔政府一直在控制首都区的人口增长，尝试了很多政策。
政府为了处理首都区域人口过度聚集，建立了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将人口从首尔和首都区引导到外区。韩国调控城市的首位度（即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之比），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1964年我们开始控制人口，1982年发布了首都区调整和规划法案，根据这个法案，1984年做了一个首都区的管理规划，将首都区域划分为三个区，红色的就是人口聚集区，称为过度聚集控制区，必须控制这个区域内的人口增长。绿色是环境保护区，这个区的设置就是保护环境、淡水资源以及其他的自然资源。黄色区域是人口导入区，政府希望将红色区域的人口导向黄色区域，实施区内人口再规划。
其他一些调控法案包括新建商业楼宇、写字楼、工业区等都有数量限制，许可证每3年进行发放，没有拿到配额就不能启动新的工业用地和工业园的土地开发。如果你想建一个大的写字楼，就必须要交过度拥堵费。
快速城镇化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我们允许高质量的人才在区域间流动，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增强城市的服务能力，解决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但是并不是通过控制人口本身，而是通过更加精明的一些调控措施，比如收取拥堵费等。
金京焕（韩国人居环境研究院院长、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促进中国快速、亲和与清洁的城镇化
我们团队编纂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城市化的政策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这些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现在中国要更加依赖市场来更好地分配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度，仅仅靠政府的项目和指令来运行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更加需要市场。
现在的要素市场运营并不理想，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发展得太快，劳动力的城市化非常扭曲，而家庭的城市化非常缓慢，这已经带来严重的压力。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降低，虽然投资还在增加，意味着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效率在降低，而且还出现了社会冲突。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报告当中的数据，首先是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数据，在2011年，中国农民工流动人口当中每5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以家庭的形式移民到城市，很多迹象显示这种流动是长期性的。常住人口，如果在人口流动自由度方面中国跟韩国相近的话，中国的经济体量应比现在大25%，城市化率应该是比现在的52%要高，达到59%，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4%提高到59%，而人均收入将会提高5%～8%，消费提高3%～5%，这是消费对GDP的比率，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的城市化过程快于或大于家庭的城市化程度。
我们知道，中国的户籍政策已经实行了50年，现在必须要被改变，中国的改变方向是对的，但是太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