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比尔德（世界卫生组织老龄化和生命历程部主任、教授）
建设紧凑型多中心特大城市
为什么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以及引发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成为特大城市成长的烦恼？推动特大城市快速增长的有两只手：一是市场，一是政府，两只手都在推。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特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的优势，对人口与经济活动有强大的吸引力。东亚的特大城市，如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尤其如此。在中国等政府配置资源较多的国家，特大城市在获得政府配置的资源方面有较大优先权。
政府直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口越是不流动，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收入和发展机会差距越大，外来人口迁入的激励也就越大。当然，这样做也会影响特大城市的创新活力。所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我们要很好地平衡政府与市场两只手。
另一方面，减少特大城市成长的烦恼，还可以从空间布局上推动城市的宜居与可持续增长。首先，要推动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实际上上海年税收超过亿元的“亿元楼”最集中的地段是淮海中路、南京西路和徐家汇等，都是非常紧凑的地方。日本在建设紧凑型城市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实际上，紧凑型城市有利于发展更便捷的公交，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交通反而不拥堵。如东京、香港等紧凑型城市现在都不拥堵。
其次，我们要建设多中心城市。如果一个特大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就容易发生拥堵，多中心就会好一些。例如上海与纽约、伦敦和墨西哥城相比，单中心的特征更加突出。所以我们要加强郊区新城的建设。要推动就业与居住空间的融合，中心城区要有更多的居住空间，郊区要有更多的就业空间，避免长距离上下班通勤。另外，要建设与完善上海中心城与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可以做得更好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是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指标体系是4年以前开始的，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用更科学的方法展开更多围绕城市的讨论。这个项目从2005年一直到2013年，目前有中国185个城市参加，有一线、二线城市，还包括一些县级市，覆盖的人口占到全国的40%。
这个数据库有23个指标，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层面的指标，也包括空气污染、工业污染、废水处理等环境方面的指标，还有我们的投入，比如公共交通的投入、公共绿地等。
基于我们采集的数据，从2008年至2011年，中国这些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每年都在进步，平均是3%，幅度不大，但确实是在进步。从分项社会指标看，这个期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有很大的提高，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
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帮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某一个程度后就停止了，这个门槛大约是人均GDP1万元人民币。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轨迹拐点，比如说人口超过45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8000人之后，原先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停滞了。目前有10%左右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过了这个点，对他们而言需要新的模型。
另外还有两个指标，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如果超过30亿美元，和流动人口超过总人口的30%，原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会失效。目前有五大城市已经跨越上述指标，这五个城市是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和杭州，过了这个点之后需要新的模式，这就是现在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是：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城市更有大幅度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可能；要采用更加整合的战略。小城市和大城市必须合作，而不是非此即彼，在一个城市群当中，大小城市之间的合作既有利于大城市，也有利于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