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的解决机制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始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华夷之辨”中的“华”是许多人维护或强化他们自尊的来源，即生活在中华共同体范围内者，可能自己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高，生活也并不如意，但是归属于中华民族，本身就能够带来自豪感。
如何来区分“华”与“夷”？最早是以血缘，即炎黄子孙属于“华”，其他归入“夷”。夏商西周以来，华夏族群居于中原，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时以地缘区分华夷。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以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开始出现文化的标准，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区分华与夷。如楚国尽管国力很强，但因文化落后，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其后文明不断进步，中原诸侯才与之会盟，把它归入华夏文明圈。
自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因素。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满清入主中国后，继承了元朝对华夷之辨的阐释。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清末的学者，如梁启超也延续了雍正的这一观点，“《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华夷区分的主要标准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先进，夷人的文化落后，夷人如何学习中华文化，具体来说，学习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最终也会变成华人。反之，如果华人不习中华礼仪，不识儒家经典，那么就会变成夷人。由此可以解释中华民族认同长久的原因，尽管朝代不断更替，尽管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建立政权，但我们仍然保持文化的自尊。这些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譬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及辽、金、西夏，乃至以后元、清诸朝，他们都最终接受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这反而更加提升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儒家为何能够吸引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儒家思想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派。儒家重视礼议的演练，主张不同社会角色之间要遵守不同礼仪，这些礼仪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同时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譬如对待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体系的相似性，儒家倡导王权主义，支持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是“王”统治下的等级社会。这种相似性使两者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对接，把各个少数民族的亚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下。
军事上失败后，寻找文化的维度来进行比较，这是我们与周边少数民族打交道过程中维持民族自尊的路径。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遇到文化的危机，而一旦文化遇到危机，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真正来临。文化的危机，也是政治思想的危机。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仍有人主张文化优于西方，不足的只是“器”的方面，直到张之洞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华文明是根本。但从维新派开始，慢慢意识到了文化上，尤其是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上的落后，文化上的危机导致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中国人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只有寻找到适合中国强大的方式，与外国人竞争，才是重获民族自尊之路。而此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即围绕寻找强国之路，各种政治思想的衰落也恰恰因为其提出的救国之路失败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