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机的层次划分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系统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②
伊斯顿所说政治系统的层次其实是针对欧美社会，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社会，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有距离的，但伊斯顿的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层次的。借鉴伊斯顿的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民族。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自中国有国家开始，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天下”的概念，朝代可以更替，但是“天下”未变。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的“天下”，也是“华夷之辨”中的“华”，即“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中华疆域内所有的民族。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所变化。譬如，兴中会建立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把满族排除在外。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认同以汉族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基本都可归入“中华民族”。
二是典则，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即是最主要的典则。近现代以来有关改良还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也涉及到典则。
三是朝代。一般而言，典则相对比较稳定，朝代则可能更替频繁。君主专制历经两千多年，但朝代却不断更替。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一个朝代中也可能经历典则的变迁。譬如东周以及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
四是现任的领导。有权制定和实施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君主。以上四个层次中，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究竟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夏商以来，针对君主的承袭中国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某人继承君主之位，或可解释为长子继承制，即因为他是老皇帝的长子；或者老皇帝亲自立为继承人。君主在位被废除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君主或道德上或能力上存在问题，难以承担上天和祖宗交给的任务。因此君主的承袭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每位皇帝的继位均很少在思想界引起剧烈的波动。
对于王朝的更替历史上有一套理论解释。首先，道德上的解释。汤武革命被解释成以有道伐无道，即一个王朝的君主属于无道的昏君，那么就可能被其他王朝代替。其次，宗教上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解释为上天的安排。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郊祭上天；或到泰山封禅，意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对于王朝的更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也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遇到的。尽管学术界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由奴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相应地由分封制转变了君主专制。但在此转变中，“君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并未改变。具体来说，自夏商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天不可一日无日，“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通·论诸侯袭爵》）的观念。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很难接受没有皇帝的政权。自洋务派以来，直到维新派，他们在国家设计中，都把君主放在了核心位置，直到革命派时才提出废除君主制。但是君主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君主制“回光返照”的表现。尽管国民党政权废除了君主，但是蒋介石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以上诸种皆受此观念影响。
民族的危机更是如此，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外族的交往和斗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而且形成了一套避免民族危机的机制，这套机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遇到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