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以自由民主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确实已经发展到体系比较完整的程度，但还存在着偏向和缺陷，因而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有些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还希望靠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体制改革。西方经济学连西方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可能解决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的体制改革问题。中国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中国的专家学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其中也包括对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进行再吸收）来提出。
制约基础理论创新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短视文化意识的存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忽视认识性理论、厌弃批判性和创新性理论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只重视与当前实践有密切关系的理论问题，重视理论目前的有用性，忽视理论长久的科学性，喜欢“开药方”的理论，不喜欢“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等理论；喜欢论证前人观点的学说，不喜欢（妒忌）提出新观点的学说；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现实批判。同时，没有符合实际的严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对照和监督，错误的实践、盲目的实践就会借助于权力通行无阻，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当前，理论研究受到“理论联系实惠”风气的影响。许多人写作论文或专著、申请和完成项目、参加学术会议，都是出于晋升职称、职务，增加经济收入等考虑，不再关心真理，不再关注理论上的难题，而是选择容易的题目去研究和写作。结果，大家都挤在与现实实践有密切联系的应用理论和实用知识的领域内，重复研究，重复写作，重复开会，而比较难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却门可罗雀，许多难题的解决都不了了之。往往是某一实践中提出来的热门课题，实践部门在研究，党政政策研究单位在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研究，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在研究，甚至基础理论的学会也在研究；而对于与现实同样有密切关系的基础理论的难题—课堂上讲不下去、现实中解释不了、问题解决不了的难题，社科研究机构不研究，高等院校不研究，甚至有关学会也不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部门往往是“种了别人的自留地，荒了自己的责任田”。
传统的短视文化意识不改变，整个社会（包括理论界）就从基础理论的眼界降到了应用理论的眼界，能想到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保增长，维稳，治末不治本，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复杂，矛盾越积越深。我们现在正处于中华文明的现化代提升时期，要创造出一整套既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要求又保留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新制度、新观念、新理论，才能使中华文明复兴，与西方文明旗鼓相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现代的中华文明（而不是只有古代的中华文明），现代中华文明才能成为与西方文明并立的“普世文明”，我们才能有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