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突破的障碍
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没有现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现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但是，现有的观念、体制，阻碍甚至封死了创新的道路。就观念方面来说，阻碍创新的有三个层次的观念。第一层次的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永远正确的、不能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怎样去更好地理解它，解释它，应用它；第二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某些观点需要发展、探索或改变，那也得靠实践，靠党和国家领导人，专业理论工作者只能去调查，去总结，去论证；第三层次的观念，认为即使专家学者能够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那么，一定是那些行政职务最高、所在单位级别最高、或者是喝过洋墨水的专家学者，其看法最高、最正确、最值得重视。
这些观念都是与事实背道而驰的。第一，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总结科学发展的历史，提出了“科学革命”的理论，指出具体的科学“范式”往往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随着新事实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范式”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解释不了的现象和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科学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进行“科学革命”，用更有解释力的新范式代替旧范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目前正面临着“科学革命”、范式变换的任务，需要与时俱进、建立起新的范式，解释清楚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不了、解释不清的问题。如果理论工作者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就不会去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范式，而是牵强附会地用原来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新的事实；如果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使有人创造出新的理论范式，也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承认。
第二，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需要审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且要经过冷静地、深入地、反复地思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要经过不断“反思”。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要“深思熟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的论证要“彻底”。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去深思熟虑。如果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和制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的主体就会出现缺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专业理论工作者没有权利和责任，最后只能形成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由基础理论降低为应用理论的局面。
第三，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应试”的体制。学位、学府地位的高低，往往决定能够进入单位级别的高低；但单位级别的高低，如前所述，并不能决定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甚至相反。至于行政职务的高低与学术水平的高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们评价和选择成果时，往往先看作者的身份和地位。这样就会形成：有新成果的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权威，成果发挥不了作用；有地位和权威的没有新成果，靠维护旧的学说保持着权威地位。这样就无法完成理论创新。新成果只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广泛运用到教学和实践中去，才能完成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