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19]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20]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21]或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①。
西方学者往往挂一漏万，彰现象而黜本质，“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22](P45)因而作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不足为奇。中国吸引外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等，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是有根本区别的。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改掉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制的完善，改革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并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从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3]“北京共识”首倡者雷默指出，“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而“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24]这难道不是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吗?
其五，“中国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这是确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5](P39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尚未尝试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应该为它殉葬”。[26](P1)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7](P250)具体做法可以有千万种，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统一性要通过多样性来实现。西方某些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而且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这大概就是忽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将“中国模式”奉若普世标准，也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这反映了苏联模式破产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深化和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