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确定不移的品质和内涵。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其一，“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
西方学者尽管对“中国模式”的内容概括不一，但无疑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模式绝非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内容，它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认为，“中国模式”的内容，或许应该从“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它不是一种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它不是一种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过程；它不是放弃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义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动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种模式或处方；它不是让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13]
其二，“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确定的。
封闭僵化的老路不适合中国。中国模式与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4](P79)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15](P261)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提醒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16]
改旗易帜的邪路不适合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广为播种，却并没有开出胜利之花，结出胜利之果，西方模式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并没有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不是“休克”就是跌入“陷阱”。中国不能轻信西方人的药方，误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倒退、生活下降的不归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搞全盘苏化，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也没有削足适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曾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7](P5)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开创出来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更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所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1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转型视为全盘复制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所依赖的“中介”——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因此，西方模式在他们复制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无一幸免地沦为“依附”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但没有全盘复制他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