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首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在《政治学研究》发刊词中强调，研究政治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根据改革的需要，制定科研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②。“发展”与“秩序”自然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转换范式。中国政治学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重建的。受制于传统的政治思维和狭隘的知识结构，早期政治学研究总体来看显得肤浅和褊狭。翻阅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献可以发现，众多文章，或是简单重复已经出台的中央文件，或是呼喊空洞的政治口号，或是进行煽情的政治动员。这种研究自然无法有效解释各种政治现象，也无力有效回应现实的政治需求。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进行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学。经过努力，这一任务在1980年代末基本完成，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主要体现为：
第一，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与把握。政治学刚恢复时，受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抛弃了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澄清了政治的含义，明确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建立了自身的概念体系。政治学者们整理、界定了国家、阶级、政党、权力、民主、权利、选举等基本概念，结合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阐释了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宪政等相关价值范畴，引进和阐述了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政治行为、公民文化、政治发展、利益集团、政治文明、政治参与、政治秩序、公共政策、合法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政治学科自身的概念体系。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第三，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框架。政治学科一恢复，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比较政治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和政治转型治理理论等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切实帮助。借此，中国政治学拥有了自身特有的分析框架。
第二阶段（1992年～今）经过前期的学术积累和“八九风波”、“苏东剧变”的冲击，19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变得冷静和理性，少了一些浪漫和激进，多了一些现实和稳健；少了一份批判，多了一份建设。
学术研究的这种转向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推进和1992年以后的全面加速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公民亦已成为独立的自主性个体，权利意识全面觉醒，行动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加速分化，新的阶层迅速成长，公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普遍和激烈；为了发展志趣、维护权利，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并快速成长；各个阶层、各类群体以及公民个体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使自己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份额。这种根本性变革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促使政府回归“公共”本位，以富有效率的行动及时回应民众的需求；这也促使政治学研究更加关注社会本身，以对政治发展逻辑的精确把握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应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与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③。
概念与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概念和理论体系得到修正和充实，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法团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等得到更加充分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治理理论等西方政治学前沿理论被纷纷引进中国，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修正和改进。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学科分类更加精细和深入。政治学基础理论、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等主干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公共政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政治行为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网络政治学、风险政治学等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论文。
深入分析中外政治实践。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政治学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和特点，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司法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台海关系等；分析了政府管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较政治研究方面，在重点研究西方及周边俄、韩、印等国家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都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研究视角和具体内容也从制度框架、法律规定的介绍到制度的生成背景、运作机理、所需条件、操作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自然有利于对本国政治特质的准确把握和对他国经验的有效借鉴。
持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政治学恢复和重建之初，我们的政治分析往往是对法律规定的正式制度进行描述与归纳，由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制度规定往往并不吻合，有些甚至差距巨大，忽视实际运作的这种研究常常谬误百出，让人不得要领。后来，随着西方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重视实证调查，关注事实和数据。现在，西方政治学的各种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可行方法几乎都被中国政治学界加以引进和使用，如田野调查、案例分析、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数学模型、网络技术等等。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衔命而生”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不断回应中国政治实践的种种需求，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优化政府治理，推动政治进步。第一，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中国30多年的发展，虽经风历雨，跌宕起伏，但经济成长迅猛，社会发展平稳。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政治建设途径是比较有效的。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和公共政策设计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案。
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和步骤，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党政关系，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等等。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直接参与或介入政治建设的实践：有的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如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直接参与国家与地方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从问题调研、方案设计到政策阐释、途径选择等，都有政治学者的参与；不少学者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有的担任党委、政府的政策智囊或咨询专家，为党委、政府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与党政部门合作，承担其委托的研究课题，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为党委、政府所采纳，有些转化成了国家的制度或政策。
第二，为党政部门输送专业人才和提供技能培训。政治是复杂的人类活动，驾驭政治需要精深的专门知识和高超的实践技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遵循政治发展规律的政治实践才能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政治挫折和社会灾难。因此，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实践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政治系统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专业技能的党政管理人才。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MPA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干部培训体系的完善，政治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持续扩大。受过政治学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④也为政治系统高效回应社会需求进而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更新政治文化，改善公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许多重要变革，直接导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变迁。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现实政治的进步。据统计，目前，我国政治学期刊约340余种，每年刊载论文约两万余篇；⑤其他类别的期刊每年也发表大量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从CSSCI的记录看，近年来，每年发表政治学论文的学者都在5000名左右⑥，每年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也有5000多篇，而且两者的数目都一直在增加⑦ 。除了论文，每年还有大量政治学方面的书籍问世。30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几百万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