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往往导致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甚至某些教条主义理解还会导致修正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必须破除教条式理解。
导致各种教条主义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未能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全面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判断的，甚至不知道其中的一些早期论断后来已经被替代。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德国新出现的批判家时指出，“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8]同样地，我们在反对教条主义时，也必须防止犯新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用一种教条主义来反对另一种教条主义，更不能用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
其次，没有掌握辩证法，尤其是忽视了偶然性的作用。以偶然性为例，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9]而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或者不顾偶然情况死抠必然性理论，则是教条主义者常犯的两种错误。对于后者，恩格斯曾经指出：“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10]确实，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肯定是有规律的，是一些必然规律决定的，其中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我们不可教条主义地认为，某些关键性的偶然因素(含某些关键性人物及其性格、能力等特点)就不会决定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及其性质和特点。
我们这里重点以当前学界有重要分歧的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理论为例，阐明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诠释和应用性分析。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这一论断被称为“两个决不会”。有人企图以此说明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没有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的。有人则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论断是个别论断，它后来为具有科学性的普遍原理所取代，如“以‘两个决不会’取代西欧即将发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革命的观点”。[12]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论断发表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写作于“两个决不会”之后，是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得出的更为科学的结论。
而列宁在谈到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时指出，“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13]列宁的这“四个已经”表明，“两个决不会”并不是取代西欧即将发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革命的观点。西欧之所以没有发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革命或者革命没有成功，不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缓和了，而是取决于各个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和阶级能动性的对比，即客观上是由于资产阶级从政治、法律、专政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强力有效地打压和妖魔化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革命的主观条件不足(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战略与策略的能力相对不足)造成的，而决不是出自“两个决不会”的推论。有人还从“两个决不会”来解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退变，更是教条主义的无稽之谈。
为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错误的路线上去，一些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士向我们推荐福利资本主义即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硕果仅存的遗产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凭借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总体必然要灭亡，为什么要去与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呢？如果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即福利资本主义真有那么好，为什么美国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欧美国家不是增加福利反而要大力削减福利呢？而且为什么没有听谁说要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欧和北欧去救资本主义的美国，反而有人吵吵要社会主义的中国去救美国和欧盟，让危机中的美欧资本主义抓住和拖累“一枝独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各种资本主义的任何“对接”都不能改变它和它的对接产物逐步灭亡的总趋势和命运。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在苏东国家重新复辟(邓小平语)，但它不等于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了生命。正如历史上封建王朝曾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复辟，并不说明封建王朝重新获得了生命一样。这也正如当下资本主义抓住整个人类深陷世界气候环境灾难一样，近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遭遇的气候环境灾难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问题，也都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之一的资本主义成分过度发展有关。
最重要的是，既然强调的是“决不会”，那么，当“决不会”的情形在现实中已经出现时，就恰恰说明“决不会”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因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新中国的建立，便已经表明在当年的旧俄国和旧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我们决不能放弃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机会，坚决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4]
可见，破除对于“两个决不会”的教条式理解，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即“两个必然”的信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有助于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从容应对国际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