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去曲阜，花一个多小时参观孔子研究院并与各方座谈，其实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的支撑，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最坚韧的。举一个典型例子，日本占领台湾50年，连说台湾话(闽南话)都是非法的，所以在台北那时候听不到中国话，全说日语。但是文化是割不断的，所以当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一夜之间台北满街的闽南话。
第二个例子，“文革”当中虽然传统文化遭到摧残，但是在我们的村村寨寨，在我们的弄堂里、胡同里，在老百姓家中，仍然保存着可贵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邻居当中有哪个孩子不孝，他在那一带是站不住脚的，背后让人戳脊梁骨。
回过头来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那段讲话，它体现了中央关于引领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思想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晰。概括起来说，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儒释道是主干，但在这三家中，儒家又是中坚力量。第二，一定要有创新性的发展，对传统文化有扬有弃，创造中华新文化。第三，我们13亿中国人都应成为展现、传播中华文化魅力的主体。第四，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重要的、核心的、急需的，与今后的社会发展、增强国力最密切相关的是道德。
冯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作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去年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加强公民教育，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个提案来自于我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我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覆盖的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课程体系，加强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监督实施和检查考核，建议在就业招聘考试、公务员考试、干部教育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公民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不知道您对公民道德建设问题怎么看?
许嘉璐：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现在许多事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国内情况大家都比较清楚。从国际上看，西方一些国家不去论证我们道路的正确、理论的正确、制度的优越，而是宣扬“中国威胁论”。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不着眼于“特色”，而着眼于“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的、科学的中华文化体系，并让它走出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需要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根源上寻找答案。
中华民族的道德观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追求。这种追求是在历史长河中，从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发展、总结、完善出来的。谈到价值，既有个人的价值，又有社会的价值。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就是稳定、和谐、生生不息、“允执厥中”，也就是中庸之道。个人的社会价值，概括起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就构成了我们民族的伦理观。这是非常博大的。如果论证起来，它的必要性就是非此不“和”，离开这条路走别的路一定是不能和谐的，因而也就不能生生不息。世界几个古代的大文明都中断了，就是缺乏生生不息。只有中华文明人种没变、文化没断。这是世界的奇迹，必有其理。中国人认为人性善，历代主流学者、民间观念都对人性善坚信不疑，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历史渊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提供了可能性。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深沉入世的，是以人为本的。
那么，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就在于我们的文化。我有而别人无，才可以说是“特”。我们的文化是5000年沉淀下来的(5000年还是从伏羲传说算起，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有8000年以上的稻谷仓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虽然没有实现，但始终激励着我们向前。今天的愿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逻辑延伸。外国友人曾跟我说，邓小平先生提出小康社会，我就跟他说，“小康”一词不是邓小平先生发明的，是我们2500年前祖宗说的。
冯俊：您指的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大同”与“小康”。
许嘉璐：是的。那是古人的乌托邦。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等等综合研究来实现我们祖宗的梦想。所以，我要强调，今天中国共产党领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几乎都是我们历代老祖宗、老百姓跟开明绅士以及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期盼的。
回应你刚才提到的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我认为，教育系统、家庭社区、民俗宗教，是道德建设的三条最重要途径。如果教育系统能善于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方法引导孩子，如果我们家庭充满孝道、仁道，社区内彼此关爱，相互了解而不是防范和嫉恨，各种好的民俗广为传播，宗教的作用充分发挥，相信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