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有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置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背景下，才能全面理解这种现代化的时代新含义。中国既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身份也说明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复杂关系，这是塑造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显然，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制度与人的意义上的;不仅是简单的模仿学习，还是创造性的建构;不是封闭孤立条件下的现代化，而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不是只关注国内治理问题的现代化，而是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面向的现代化。
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构建国家与国内社会、国家与国际社会新型关系过程中的内在要素，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化带来的国家治理新问题。
首先，由于全球化力量的介入，国内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而包括人口、物质、资金、信息等在内的各类资源的跨国乃至全球流动，又为多元化的社会增添了国际化因素，使得一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群体更能把握住全球化产生的新优势，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些具有跨国界流动，或者动员资源能力的群体，相应地就会更容易摆脱受领土边界限制的国家权力的管制。这样，全球化在加速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平衡关系，超出国家权力的干预能力。
其次，国内问题的国际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自主行使。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问题产生了国际影响，多发生在国家处理国内社会关系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批评;另一种是问题涉及到周边乃至更多的国家，多表现为意外事件、灾难或者资源的分配。不论原有问题多么简单，一旦国际化，就增加了解决的复杂性，也会超出国家主权独立行使的范围。而如果处理不得当，也会影响到国家在国内外的形象。
再次，跨国问题、全球问题的不断增多以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要求的增强，正在改变着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均衡关系。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和影响的提升，使得中国也是许多跨国问题、全球问题的涉及者，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对象。这是一个不断突出的现实。因此，国家必然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把更大比例的国家财富用于国际社会，这反过来会影响到国内利益分配，并引起在国际问题优先性上国家与国内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这样，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的两类矛盾，国际问题也实现了国内化;在国内，矛盾的焦点是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国际上，则是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最后，国家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偏离，对于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依靠丰富的统治资源和文化传统，一直充当着社会认知的塑造者和引导者，既保证了国家的决策和政策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大大减少了执行的成本，也提升了国家与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判断与行动的一致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联系的扩大、深化，社会正在形成更为独立而多元的认知，一些社会群体也在一些问题上成为议程的设定者，在某些领域中成为新理念的创造者，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主导地位。无疑，市场和开放是消解国家中心地位的巨大力量。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社会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和认知都出现分歧，甚至一些长期形成的共识、标准也被打破。随着代际的更替，新生代群体会更倾向于从水平比较，而非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行为。面对经常提出疑问的社会群体，国家必须说服多于强制，协调多于命令，以自我改变来适应社会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