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工业化、全球化社会有正反两方面影响
文汇报：您在讲座中说到乡愁，是否意味着民族性格与文化将一直伴随着移民来到新的国度？这让我联想到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城市》：“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这个城市会永远跟踪你。”您觉得，这种心理现象是完全无法在新的生活中彻底改变的吗？
安德森：我觉得不该这么思考这个问题。比方第一代移民加拿大的华人总会想起中国，而第二代的乡愁不那么浓，因为他们的朋友都是加拿大人，而且他们也会在政治权利上有所要求。第二代通常会受到非常大的来自第一代移民的压力，因为第一代会说他们做出了巨大牺牲把你带到这里，让你受教育，而你不按照他们希望的去做。这里有很多冲突。当然有些家长比较好。因此，几代移民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很久以前，一位夏威夷的华裔商人当选为参议员。于是美国外交部就派这位华裔商人到亚洲各个国家去，宣传美国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华裔也可以当美国的参议员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后来大家开始开玩笑说，这意思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美国人，你必须是“中国人”。这就说明了，对不同社会的人，你必须采用不同的说法。因为代际之间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别。
文汇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共同体往往具有紧密的亲属网络，或者说共同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但是，现代社会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家庭凝聚力的逐步瓦解、社会劳动分工程度的提升，令现代社会的团结感需要被重新建构。那么，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凝聚力？或者它能否提供一种组织原则？
安德森：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说一些零星的想法吧。曾经有人引用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是一位反抗美国统治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说的。许多年后，这位民族主义者老了，人们问他，当时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当时的社会很不一样，然后列举了一些当时并不存在的东西，最有趣的一项就是他列举说，那时候没有年轻人。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直到很晚才设立教育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在这以后，学校体制发生变化，孩子们的朋友都在学校，孩子们不再听父母的话，而是听老师的，也不用做任何工作。以前则是十三四岁就得开始工作的。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干活，意味着权力关系也发生变化。比方，过去的大规模社区都不复存在。
另外，民族主义的一代知道得比父母多，这是以前从来不会出现的代际情况，而且他们会自称青年一代，比方青年意大利、青年爱尔兰、青年缅甸之类。
在现代的工业化、全球化社会里，人与人会更加疏离，这也是有正反两方面影响的。比方现在大城市里的人很容易变得见死不救，当然也有例外，但在小镇上，如果别人看到了，是一定会帮助你或者叫其他人来一起帮忙的。不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会让许多人都学习英语，比方为了做生意，尽管他们不喜欢，而这会让不同人群之间比以前更能相互交流。
我还想说一点是，我对泰国和菲律宾的研究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政变、叛乱、叛国这样的词，但是他们的历史上一直在发生这样暴力的事情。他们数百年来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不会这么去想问题。我在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宗教和我们不同，我们会相信灵魂、上帝、救赎这些，会有一些延伸的概念，但是他们没有。就像中国在近代从日本拿来了很多西方词汇的翻译，都是汉字，但可能跟日文的原意已经不一样了，这样就会造成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概念在看问题。
文汇报：如果可能，说说您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吧。他写过一本反思国家的书《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他描写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国家中心论叙事，和您的几本书中的方式有着巨大差异。我很好奇，你们之间对民族主义有过什么有趣的互动话题，如果您愿意和我们分享的话。
安德森：他比我聪明，也比我成熟得早。他是我弟弟，但是很早就开始读小说、历史和理论。我们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很爱对方，也为对方骄傲，我们也向对方学习到很多。
从研究兴趣上来讲，他对权力感兴趣，而我总的来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家里还会说笑话，我妹妹拿我们两个哥哥打趣，说你们把世界都分了呀，你写亚洲，佩里写欧洲和美洲，那我就研究东欧吧。（记者 李纯一 实习生 祁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