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发生关乎情感，而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文汇报：从您写作《想象的共同体》至今已有30多年。您对民族主义这一研究领域在这些年的发展有何评价？您对您30年前提出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有何修正吗？
安德森：这本书一开始只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因为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就是希特勒，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认识民族主义。所以当这本书开始被翻译的时候我很吃惊，因为里面所有的笑话都是跟英国有关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别的国家的人也感兴趣。有趣的是，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挪威人，告诉我说他们也要翻译，我问为什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你们完全能看懂的瑞典文版本，还要一个挪威文版本呢？他们回答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版本。我想说，读者实际上放大了民族主义。
这本书就像我私奔的女儿一样，她跟一个司机跑了，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吧。
文汇报：《想象的共同体》用“官方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描述欧洲的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官方民族主义可以用在中国吗？
安德森：官方民族主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情况很有趣，中国有同一的书面语，覆盖广阔的地域，就像在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有同一套书写系统，但是可以按各自的方式来讲话。因此在中国，拥有一种历史悠久的阅读的联系。但是这一点之所以变得重要，是要在特定时候发生的，也就是当知识分子们希望其发生影响时。
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从前他们不会讲普通话的，而是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客家人、福建人、海南人，他们甚至还相互仇恨，这就是他们的口语所起的分隔作用。但是到了19世纪末时，很快发生了变化，普通话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们必须让一种语言可以在每个地方都被阅读。
确实相较于欧洲国家，这一进程在中国发生得晚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明化”进程吧。不过这样的语言多样性在中国一直持续到那么晚近，是很惊人的。
文汇报：您说您的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不是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的概念，而说这是一种更近似于宗教的概念。但是当您谈论官方民族主义时，所用的叙述更近似于对那些意识形态的主义的描述。我想知道，我们可以对一定历史情境下的某种民族主义进行价值判断吗，比方认为其是正面的、负面的、危险的、不危险的，还是说我们可以不管这种情境，就像谈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来谈论民族主义？
安德森：这很复杂，传统形态的王朝帝国可以不断攫取、不断花费，几乎没有限度，直到有一天皇帝被刺或者被打败，这个循环才会停止，也就是说，帝国是没有边界的。宗教也是这样，因为对于宗教来说只有唯一正确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不是由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世界的人创造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发生其实是一个依恋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情感的东西。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都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而不是水平的、横向发生的——这就是民族主义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也确实思考过，民族主义能不能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民族主义领袖可能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因为这种危险的后果，民族主义会消失，但是后来又会不断回来。就像如果你拥有一个很可怕的父亲，总是在家虐待母亲、虐待孩子，但在父亲去世以后，孩子们商量怎么安葬父亲时，会有人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但也总会有人说他始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留下印迹，只是不很确定到底该怎么做——而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想要记下来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被如何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公民会如何理解过去。有趣的是，出于民族主义而生发的对历史的饥渴，会把很多根本说不上是“民族的”东西，当作是民族的。比方说，大家都认为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实际上他是科西嘉人，应该说是意大利人；另外就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是普鲁士人，也就是德国人。这种记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记忆对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就一点不重要。
文汇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受到了全球性或跨国组织的影响，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没有丧失，但国家形式还是发生了改变。您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是否正处于衰落的状态？
安德森：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国家的边界并没有真的消失，或者说我们还是在想象一个国家的空间。有一个例子就是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你永远不会看到电视台播另一个国家的详细情况，比方在美国，加拿大再冷、墨西哥再热，都不会提，只会说美国。
这种完全罔顾别国的现象是很有趣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自己国家图景的想象。国家实际上是在用这个来告诉公民们，我实际控制着这些区域，甚至是，我实际控制着这些天空的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