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阔别中国大陆70多年后，再一次来到他出生的土地。安德森教授在访问期间，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手里攥着载有填字格游戏的报纸和一只没拆封的口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 ct Anderson）踱着步走进来。“你喜欢玩填字游戏吗？”“嗯，医生让我练练脑子，我现在记性不太好。”
“记性不太好”的安德森，脑袋里装备着多国语言。在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之后，安德森来到美国研究印尼政治。由于1972年起苏哈托政权禁止他入境，安德森开始把目光转向印尼的文献材料，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直到今年，安德森每年仍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泰国，以获取直接经验开展研究。
安德森对东南亚深深着迷，有这样一个契机：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他，在1941年随家人躲避战火暂居美国，之后来到英国受教育。1956年，安德森在剑桥闲逛，看到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一位演说批评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他试图阻止，结果也和那位印度人一样遭到殴打，甚至接下来还得听这群英国学生高唱英国国歌。安德森“愤怒至头晕目眩”，这是和一个“被殖民者”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的经历。1957年，印尼发生内战，美国中情局介入其中，好奇的安德森决定远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师从乔治·卡欣（GerogeKahi n）攻读印尼研究。也正是在卡欣这里，安德森“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在这些年里，安德森在几百年来经历移民、被殖民、独立与认同危机的东南亚，开展广泛的田野工作，“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努力适应如影随形的“比较的幽灵”。在这些距离宗主国最为遥远的前殖民地，盘踞着形形色色帝国主义的奇特历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16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17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18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19世纪”，此后，是“美国人在机动化的20世纪到达此地”，是“太平洋战争、飞速的战后去殖民化、冷战的发动，以及美国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区唯一霸主的持续努力”。因此，继西属美洲之后，东南亚成了又一个“争取独立以及更多东西的武装斗争是家常便饭”的区域。
与殖民地时代的学术研究不同，非殖民化与美国冷战霸权主导下的20世纪东南亚研究，不再由殖民地文官主导，也不再聚焦于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而是集中于政治科学、近现代史和人类学。不过，安德森的研究依然留存着他早年热爱文学的痕迹，他分析爪哇语的长诗、对比菲律宾民族英雄撰写的西班牙语小说及其英译本的差异、研究泰语文学，用他充沛自由的笔调——用学科化的语言来讲，是“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叙写反殖民民族主义这一他长期倾心的主题。
安德森认为，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表现了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没落之后，人类意识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经由文字或者说阅读来推动的——“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相互作用，打破了拉丁文的垄断地位，让方言写作的小说与报纸逐渐兴起，塑造出一个语言的共同体，成为后来民族共同体的原型。在殖民地区，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三者更是一起深刻地型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人口的分类范畴被不断重组编排，与地图一样，都隐含着一种新的论述，而古迹被保护起来，以彰显殖民地政府的强大管理能力和威望。
揭示种种概念的虚构性，并告诉人们这是人类情感和意识的深层需要，显然也打动了中国的读者们。近日，安德森来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讲演“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与“海外华人认同的悖论：以泰国为例”，吸引了众多抱有身份认同焦虑和反思“想象的共同体”的青年。期间，他还与师生们进行了座谈。本报节选座谈内容，结合记者采访部分，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