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在本报曾刊发的您与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鲍科特的对话中，鲍科特也特别强调以外部压力促绩效。
胡伟：对，这是国际经验。即使在西方，政府的改革和公共部门服务和绩效的改善，很多时候要靠外部压力。中国也需要这种制度化的、和平的、有序的压力。民调一定程度上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目前，人们注意到民意表达的一个新生事物是网络表达。网络参与、网络民主，的确是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线。但互联网上的参政时常无法进行有效的利益聚合，不能真正显示主流民意，甚至有的时候扭曲主流民意。目前在我国，网络民意可以作为辅助，但不应成为民意表达的主渠道。
从国际上看，主流民意的表达和显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投票选举，二是代议政治，三是民意调查，这是聚合主流民意的“三驾马车”。民调往往就是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在短时间内即可操作的一种途径，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选举和代议民主不足而引起的民意失语、失真的缺陷。我们也有必要让民调这驾马车跑起来，并做大做强，作为我国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有效手段，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这就是民调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通过民意调查来准确显示民意，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不仅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是不能分离的，且要相互促进。值得我们努力的是，通过科学的民调和分析研究，聚合主流民意，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藉此改善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并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和制度创新，这不仅可以有效体现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甚至也可以间接保障公民的选择权，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主流民意的显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
文汇报：但像我们目前开展的一些民调更多是对决策效果的事后调查，以之作为参考，而不能在一开始就把民众意志体现在决策中？
胡伟：并不完全是这样。在中国，“用嘴投票”还只是刚刚开始，如果将来形成了一种力量，是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影响力的。像西方，很多做决策的时候就是先做民调，再制定政策。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医改，但是众所周知这件事困难重重，国会进行了激烈辩论，使得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大打折扣。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严重。2010年初盖洛普的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普通民众中医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占45%和48%。根据2013年底盖洛普发布的民调结果，仍有52%的美国人希望缩减乃至全面推翻“奥巴马医改”。可以说，美国的民调全程影响了美国医改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即使像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决策，在中国不少人都认为是错误的，但小布什政府为什么敢干？当时美国民调显示，约有7成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民意支持是后盾。而且，美国国会经过辩论，参议院以90∶6投票通过，众议院以373∶50投票通过。
可见，前面说的选举、代议、民调“三驾马车”，可以同时使用，民调则更为简便、及时。而且，民调对于领导人的去留甚至都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例如，在日本，按照惯例，首相或内阁的支持率下降到20%以下，就应当辞职。我们都知道日本首相经常频繁辞职，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应当认识到，主流民意的显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要让老百姓的意志纳入到决策的过程中，不能什么都少数人说了算，必须尊重、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选举制度应该体现多数人意志，代议制度也是如此。现在让老百姓全面对政府进行评价还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可以从离老百姓比较贴近的、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满意不满意开始。老百姓在这方面也更有评价权，因为他们是公共服务的对象。
我们经常说民主要一步一步走，我觉得民调就可以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抓手，这也是跟国际接轨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代议、选举和民调，其他国家也都在做，对于我们来说，无非是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体制和状况，来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民调是同我们目前的体制兼容的。当然，对于官员的进退，它发挥的影响一时半会儿还不大，但影响政策是完全可以的，哪怕是事后的调整。民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公开，也可不公开，比如任用干部时也可以调查对这个人的满意度和支持率，但也可以仅供党委和组织部门参考。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做下去，逐步取得成效，取得更多人的认可，民调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选举的“替代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