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胡伟
采访者：记者 李纯一
民意调查在许多国家是选举之前的风向标，有时还被作为政府决策之前的参考。在现代社会，民调已经成为民主政治运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胡伟看来，民调是与我国目前的国情、体制和状况最相兼容的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手段。因此，近年来，他致力于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期望以民调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抓手和突破点。
胡伟认为，通过民调来准确显示民意，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不仅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而且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是不能分离的，且要相互促进。一个可能的努力方向，就在于通过科学的民调和分析研究，聚合主流民意，准确反映老百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藉此改善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并促进政府自身建设和制度创新。这不仅可以有效体现公民的表达权和评价权，甚至也可以间接保障公民的选择权，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胡伟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9月转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至今，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在胡伟看来，民调是与我国目前的国情、体制和状况最相兼容的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手段。因此，近年来，他致力于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期望以民调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抓手和突破点。
民意调查是“用嘴投票”
文汇报：近日，被称作“政治学泰斗”的罗伯特·达尔逝世，在这里，可否请您为我们的读者简要评述一下达尔的学术思想？
胡伟：达尔是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30年前我在复旦求学的时候就阅读过他的书，当时我的老师王沪宁教授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现代政治分析》，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建政治学的过程中，较早引入国内的一部西方名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达尔从事政治学研究长达60年，著述甚丰，尤其在民主理论上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这主要体现在《谁统治》和《多元统治》这两部经典著作，以及他对多元主义民主的反思之作《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一书。这一理论克服了以熊彼特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民主理论的精英主义取向，关注多元化的利益集团的民主政治功能，发掘了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的那个巨大的中介组织空间。当然，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后来的研究更倾向于两者的调和，形成“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也就是说在多元权力的每一个权力中心都有精英，而精英也并非铁板一块。
其实，达尔早年的民主理论不乏精英主义色彩，基本是自由主义民主理念。其1956年的成名作《民主理论前言》把民主分为平民主义的和麦迪逊式的，前者主张多数人的统治，后者强调对多数人暴政的防范，达尔更倾向于后者。因此他虽然主张扩大选举权，却十分担心无财产的人会借此机会剥夺有财产者。不过，在1985年《经济民主理论前言》中，达尔将民主运用到经济和企业管理领域，使自治权优先于财产权，偏离了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受到很大的非议。
文汇报：可否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平民主义民主和麦迪逊式民主这两个概念？
胡伟：这要从民主这个概念说起。“民主”是当今时代人们使用率很高的政治学术语，但也是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概念。从古至今，民主理论可谓形形色色，如直接民主、代议民主、自治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多元主义民主、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等等。其中，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分野是主线，按照达尔的说法，就是平民主义民主和麦迪逊式民主的区别。前者意味着某种大众化的权力（如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自治等），发源于古希腊；后者倾向于某种达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如通过选举竞争领导权、代议政治、法治等）。
现代民主理论的依据是“人民主权”原则，而实际上主权和治权是分开的。主权在民，但众多的人民无法直接治理国家，只能委托和授权少数政治精英来行使治权。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着，国家或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要经人民的同意和授权，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人民怎样授权和同意呢？经过人类反复探索，通过定期的、有竞争的选举是最可行的方式。尽管选举也有缺陷，但有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安排呢？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当然，在代议民主和选举之外，多元主义民主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达尔的揭示。再次，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
总之，现代民主是以选举、竞争、代议为基本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原理上也是按照代议民主设计的，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需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要不断拓展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渠道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