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在这方面您有何新发现？
胡伟：选举也就是投票。但广义上说，投票实际上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用手投票”，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选举，但这项制度更加成熟、及至定型，非一日之功，而且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第二种是“用脚投票”，经济学上喜欢用这个概念，我不喜欢我可以走，居民可以迁徙、移民，但中国现在自由迁徙还有很多障碍，比如户籍制度，而且迁徙的成本很高，目前也难以作为一个日常的手段。所以相对比较容易的，是我想要说的第三种，“用嘴投票”，即民意调查——通过科学的问卷调查来显示民众的偏好，进而影响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
民调是一种成本较低、容易实施且可反复使用的方法，如果加以大力倡导并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进而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考核、任用的依据之一，真正形成“用嘴投票”的机制，其前景在我国应当十分广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成为投票选举的“替代物”，虽然从根本上说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不可替代的。在国际上，选举和民调都是现代国家聚合主流民意的基本途径，缺一不可，而且民调使用得更广泛、更频繁，即使在选举过程中也普遍被使用，对选举过程和结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两者经常耦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在我国，大规模直选的条件现阶段尚不具备，因此民调就可以成为当前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途径，这也可构成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现成的手段。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文汇报：您决定从民调这个角度切入的想法，从成型到实施大概是什么时候？能不能进一步说说您最近的研究？
胡伟：近年来我研究的重点，一是民主政治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是通过民调来测量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如前所述，这两者也是有联系的。我是想把这两方面的研究贯通，把民调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抓手和突破点。
谈到我什么时候萌生了这个想法，说来话长。早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对国外的一些民调项目和机构很感兴趣，那时像盖洛普那样的民调组织已经开始被中国人所熟悉。从复旦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后，我就想依托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建立一个一流的民调中心。但做这个事情，是要有条件的。2003年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成立，2009年这个梦想才终于实现，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们的民调中心，完全与国际接轨，拥有国际一流的计算机辅助电话问卷调查系统（CATI）设施。
中心成立后，开展的一个大型调研项目，就是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合作，在新加坡连氏基金的支持下，进行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民意调查。2011年首次做了32个城市的大型民调；2012年，做34个城市；2013年，做了36个城市。每年做完之后，我们有新闻发布会、相应的研讨会以及蓝皮书的出版，推出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排行榜。我们对新闻发布会是很重视的，因为民调结果一定要有社会影响力，形成舆论，形成对政府的压力，才有意义。让政府和社会重视，才能起到“用嘴投票”的作用。
文汇报：目前为止的反响怎样？
胡伟：现在信息爆炸，我们的发布也很快会被淹没。但也要看到，我们刚做了两三年，希望十年之后，我们能有大学排行榜那样的影响力。
一些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研究。比如说厦门，在第一、第二次都排在第一名，第三次到了第二名。排第一名的时候很高兴，还写入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写入报告也不只是炫耀，因为今年变成第二名，即使你不写进报告，人们也会想知道第三年你排第几，官员和公众都会问的，这在客观上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产生压力。
前不久深圳的官员还到我们这里来，说看到我们的发布，深圳的教育满意度排在全国最后一名，因此很想来看看究竟为什么排在最后一名，老百姓究竟哪些地方不满意。我想这就是我们初始的作用，让好的更好，不好的改进，可能最关注我们这个调查的就是最好和最差的，中间的关注度小一些。但有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初步的目的就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