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止改革成为“官样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在推进国家治理过程中，在国家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该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俞可平：泛泛而论，无非是制度设计要合理，执行制度要严格。但我特别想指出两点，一是制度设计的合理性问题。现在许多制度形同虚设，既有执行不力的问题，但也有制度不合理的问题。例如，不同制度规定之间相互打架，有些制度只有抽象的原则性规定而没有具体的执行机制，有些制度则缺乏现实的可行性。
例如，有关党员干部的廉政规定，我们先后颁布过100多个法规，2000多个条款。但为什么“四风”问题还如此严重，需要通过“群众路线活动”的形式来克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规定不尽合理，缺乏现实的操作性。
二是不能选择性地执行制度规定，要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故意规避某些制度规定，选择性地执行某些制度，从而使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失效。选择性执法一方面使大家觉得制度性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侥幸心理。很多案发后受到惩罚的官员，为何常发感慨，觉得对自己处理不公平。他们倒不是觉得自己不应当受到惩罚，而是觉得比自己更贪的官员为什么反而没有受到惩罚。一旦拥有这种心理，惩罚就难以发挥预防犯罪和治病救人的警戒性作用。
国家权力的运行要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除了合法、有效、公正外，还要特别注意权力过程的公开透明，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还要尽可能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让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有更多的参与。许多事情，一旦让民众参与进来，他们就会自发地产生出认同感。我经常说，在公共治理中的官民合作，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善治的理想状态的最重要途径。
中国新闻周刊：距离2020年目标只剩七年，要完成两个治理现代化最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哪些？
俞可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未来不到10年时间中面临的改革任务有数百项之多，其中很多是突破性改革。改革的困难，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要突破利益格局藩篱之外，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阻力。比如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改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对改革进程的影响，包括党自身在内的社会各方对改革风险的承受能力，等等。
我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即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协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部署的改革任务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党自身体制的改革，为了加强各方的协调和领导，中央专门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任组长，下设六个专项小组。但这数百个专项改革任务最终都必然分解到中央各部委，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制定改革方案并贯彻落实，如何在各部委之间进行有效协调，如何克服这些部委习惯性地将改革做成“官样文章”，依然是一大难题。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更深远的担忧，即如何处理国家治理改革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从政治学角度看，国家治理属于工具性范畴，主要体现工具理性，但它必然也会体现出某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政策和机制等，而价值理性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和体制等，这有点类似近代历史上的“体”与“用”。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事关改革的成败，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从哲学的角度看，工具理性的改革势必会要求价值理性的变革，而价值理性也只有在适应工具理性时才具有最大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