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危机与执政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该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强调，“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对此你如何理解？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国家制度体系，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基础。
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容有三个基本来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
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
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但是，强调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否认我们的国家治理制度和机制存在重大的问题和严重的挑战：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腐败特权现象普遍蔓延、群体事件和上访数量居高不下、维稳压力和代价持续增大、社会共识严重撕裂、少数民族地区暴力事件明显上升、民众公共安全感下降，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