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街头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刘瑜：我个人认为，“街头政治”虽然是民主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它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好的民主制度有两个最重要最核心的要件，一个是代表性，即民意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体现于公共政策；另一个是协商，即通过协商来增进民意的理性程度。“街头政治”在这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你说基辅街头的示威者代表了乌克兰人民，那么乌克兰南部、东部的亲俄派民众呢？他们不是人民吗？你说现在曼谷街头的那些黄衫军代表了人民，那么那些红衫军呢？以前我看过一个民意调查，说是泰国大多数民众既不喜欢黄衫军也不喜欢红衫军，他们希望结束一切街头示威对抗，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是人民？街头政治的代表性是可疑的。议会或者总统总理有一个选举程序，街头上的那些人是谁选上去的？事实上“街头政治”很可能会造成代表性的倾斜，那些没有上街的人的声音，不能在“街头政治”中被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制度不断给“上街”正面反馈，这就会鼓励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就是奖励政治观念和行为的极端化，而这是违反民主的本意的。
从协商程度上讲就更可疑了。街头政治往往与激情、口号、愤怒甚至暴力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特征往往使得协商变得很困难。好的民主不仅仅是把民意简单地用“一面镜子”照出来，它同时还应带动一种“协商机制”，使人们能够充分、理性地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但是，因为“街头政治”容易诉诸激情和暴力，这就使得民主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协商精神”、充分辩论和“多元化”——难以展开。所以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从“代表性”的角度还是从“协商精神”的角度来说，“街头政治”都不是民主的最好表现形式。
当然，作为一个增加谈判协商筹码的工具，街头示威往往是将政治家逼向谈判桌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在政治家麻木不仁、装聋作哑的时候。但这个工具不应当是一个被无限使用的工具，并不是说越多的人涌上街头越民主，或者街头人们的所有诉求都被满足才叫民主。在民主政治里，最重要的还是宪政框架内的渠道，比如说选举、权力制衡、对内阁的不信任投票、弹劾总统、修宪、公投、游说集团、媒体讨论等等。我觉得，街头政治只是作为这些制度化渠道的辅助手段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正面作用。
●《中国青年报》：最近乌克兰反对派还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推翻了十几座“列宁像”，网上有一些声音为此叫好。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不是违法行为吗？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为砸“列宁像”这种行为叫好，很多人还是出于一种“投射心态”吧。如果这种打砸行为蔓延、扩散并且也适用到自己这个派别的象征性符号身上，大家未必就都会叫好了。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到处打砸抢，今天我们会为之叫好吗？那么，我们能说“打砸抢是不是好事取决于打砸抢谁”吗？这种“特殊论”的思维不是法治精神，事实上它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一个行为能否推演成一个规则，也是我们从伦理上对它作出判断的常用标准。
●《中国青年报》：发端于“街头政治”的乌克兰事件，现在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况。有人认为，事情发展到现在，乌克兰反对派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对此你怎么看？
刘瑜：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首先，当这种“斗争”的后果不仅仅是赶跑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家，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撕裂、民众的撕裂时，这个斗争就没有胜利者可言。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社会的裂痕并没有因为这场斗争而缩小，反而是加大了，加大到甚至战争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是民主的胜利吗？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今天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其后果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呈现。以“一个回合”来论断政治发展的好坏，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尺度。
其次，我刚才说了，民主体制最基本的两个东西，一是“代表性”，二是“协商机制”，一个政治局面是否是民主的胜利，要看它是否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协商程度。从这两点看，我不认为目前乌克兰的局面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