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相关报告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大批青壮年蜂拥到大城市，致使农村及小城镇的劳力减少，空巢老人增多等问题，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您有什么建议？
张翼：这是客观流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人口变化趋势，也是目前无法阻挡的一个潮流。不仅中国是这样，全世界城镇化过程中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特别的特殊，是在于人口流动的时候，从农村出来的人人为地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不像别的国家，一进入这个城市，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环保等方面全部就城镇化在流入地了，但是我们的户籍壁垒使得我们在城市里形成了二元结构，农村的人融入不到城市里，使得他回馈自己家乡的能力就很低。城市越大的时候，反倒人口比较年轻，城市越小的时候，人口比较老。农村是人口净流出地区，所以农村的老龄化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农村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农村的老人没有人养，这是个最可怕的结果，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担心人口老龄化，在于他们的老人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有财富，有社会保障，因此不管哪个国家，成熟的国家都会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比如说十分钟的服务圈，在这个圈里面均衡地布置了社会服务，老年人的需求就容易满足，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难度，农村人口的老化不可避免，村庄的整合不可避免，产业的整合不可避免，但是服务仍然没有配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城乡一体化的机制。而且，从学术上说，城市融入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实现的政策目标，但一体化则易于操作。所以欧盟才叫一体化，但不说融合。
记者：对于很多父母老说，总觉得孩子在一个离自己近点的二三线城市，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娶妻生子是最好的生活；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外面的世界再残酷也是美好的，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在闯荡中才能体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忽略了日渐年迈的父母。两代人对生活不同的理解产生的代沟可以跨越吗？为什么？
张翼：在社会学里叫代差。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代差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地方变化快，如城市；有些地方变化慢，如农村。青年在变化快的地方，父母亲在变化慢的地方，代差就容易形成。由于流动的年轻人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不适应农村的生活，因此他回到农村呆不下去，不适应，所以08年年底、09年年初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但是这些农民工不适应农村的生活，回不去了，他突然发现只有在城市里才能够发现自己的生活逻辑和人生的职业规划逻辑，所以他们去农村以后就呆不住，就重新返回城市。所以这个代沟是存在的，也不是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过程中不支持这个代沟的形成，一旦代沟的功能断裂了，我们没有相关的制度来填充代沟断裂所形成的空缺，这样就使得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激化，甚至于同一代的人，流动的和不流动的矛盾也会激化。
记者：这个话题不仅仅是无数个体的命运选择，更反应了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您看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方向如何能体现出让每一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呢？如何缓解我国这种”候鸟迁徙式“的双城生活状态呢？
张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均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家在投资的时候要有意识的把重点项目往中小城市倾斜，只有以投资的倾斜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工作岗位的创造吸引人口流动，以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还有文化教育来配置国家的城市布局，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农村的发展差距导致的问题才能够有缓解的趋势。如今，我们的大城市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快，中小城市仍然发展比较慢，甚至于中小城市变身为空壳化的城市。最近房价在三四线城市阻滞不前，成为大家比较担心的暴跌的趋势预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是空壳的，只把房子做了，但是与房配套的产业没有做成，所以在当地人们找不到工作岗位，人们不得不到有工作岗位的地方去工作，而把房子留在空壳化的当地城市，这种情况也是我们中央政府最高层决策的时候要观察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中央不解决这个问题，听任地方的发展，那么强大的特大城市仍然会攫取更多的资源，仍然在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机遇，所以说均衡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最根本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在近期，在利益被分割化的利益集团面前，在各自为了自己区域谋福利的发展框架里面，改革的速度会比较慢，我们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用时间来换空间”的均衡化，时间呢，就是给政府一个时间，10年或者15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原来的发展本身造成了这样一个发展差距的存在，要想在1、2年改变这个差距，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要“以时间换空间”的均衡，有这个时间，政府才能够逐渐的去调整发展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