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逃离和逃回的争议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张翼：视角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如果你站在城市政府的立场上看，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怎么样加强社会的融合机制。第二是修通社会的流动渠道。不要人为地把社会的精英压缩在底层，在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精英得不到精英的待遇，精英不得不过非精英的生活，如果精英、大众和普罗结合，那么这个结合就会对我们社会的稳定起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分解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当我们把城市的治理看成是建立现代城市治理体系的时候，这个制度框架对所有的实有人口都要公平公正，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框架是一个是城市户籍，一个是外来户籍。所以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框架是城市政府在近期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记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实行城市分工？
张翼：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人口大国之下，传统的经济是由省这个单位来统筹的，省与省之间的交换只有在市场渠道畅通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所以在每一个省、每一个省的首府城市都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配置。产业配置的路径依赖很难使城市将自己转变为具有特殊品味的、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专长的城市——这种转型非常困难。像东莞之所以出问题就是东莞力图把自己从一个低端制造业的城市转变成为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城市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了，但是城市的经济却跟不上来。当你需要某些产业的时候，这个产业不一定来，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你不需要那些产业的时候，它仍然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支柱。所以说，广东的腾笼换鸟，笼腾了很多次，但是鸟没有换成。东莞就是转型受到阻力的城市，所以在转型过程中，才即兴的发展一些别的产业，想代替原有的低端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各个城市政府都应该想想自己未来的发展，别搞什么国际大都市，国际文化中心，或者国际性宜居城。城市转型过程中，在长远规划上第一要瞄准城市独有的优势以及城市在发展产业方面具备的资源。所以现在也到了一个阶段，能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城市转型能不能转好。第二是城市能不能扬长避短，把自己的优势、专业发挥出来，在竞争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自己本城市的长处，避免面面俱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城市规划里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请洋人来设计自己的城市，而不是依靠我们本地的而且熟悉本地的专家来设计城市，那么在设计过程中，熟悉中国这个情况的人把自己的一套模板套用在各地，形成了城市设计上的大而全；第二个错误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把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面面俱到地发展；第三个错误是把北京这样同心圈结构的城市在所有的城市里面都复制了一遍，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中心就是政府部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城市政府部门所在的附近的临近社区，城市结构的设计里面就缺少政治、经济、休息的区域划分。另外在产业布局里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解决城市中心区的问题，而专门设计了一个居住区，像北京的北四环北五环，例如天通苑，住了150万人，这个地方没有产业，这是一个纯居住的地方，而不是把居住和产业配合设计的地方，因此就人为地制造了上班区域和自己居住区域的区隔，使得每个人每天耗费的时间也很长，像这种情况，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每一个城市都在复制，每一个城市在规划的时候都没有想好应该在什么地方配置什么产业，配置与这个产业相关的居住区。因此，在人口搬迁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配套设计没有跟进，就导致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很难。纵观我们的城市里面基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还存在第四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动态考虑城镇化发展对城市的影响，这就出现：人口总是突破原有的上限，一次又一次使原有的城市难以容纳新来的人口，静止的、或者只在3-5年内具有动态变化效应的设计，很难应对长时段发展带来的挑战。
记者：很多人说“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的争议是因为城市政策及资源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共设施等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人口大量集中在少数优势地方。在社会政策方面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
张翼：不仅仅是社会政策，城市的设计与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它需要把经济、政治、文化、环保，社会这五位一体全部考虑进去设计，不仅仅只涉及比如说养老或者居住，所有东西都要配套一起，因此中国的城市规划部门实际上应该增加社会、经济、文化、环保等知识的配备和设计理念的整合。地方性、差异性、历史性、民族性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也才能使城市具有城市独有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