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人说“逃离北上广”是因为这些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催生出的房奴、蚁族让人很心酸，高强度的生活工作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对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呢？
张翼：关键是对自己人生的预期。如果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为了赚钱而回到农村去消费，则其主要欲求就放在就业与赚钱上。所以，农民工很少逃离。所以，大都市里的“逃离”，主要还是白领的逃离。
新毕业的大学生的确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社会环境。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房价连年上涨，但是工资上涨的速度远远慢于房价上涨的速度，仅2013年就上涨了差不多20%。伴随房价的上涨，其他消费类商品也如虎添翼般通货膨胀。这就导致很多人不得不转变为蚁族。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北京，大学生的初职工资每月仅仅在2300——3500元之间，这使他们不得不沦落在非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如果在四环之内自己租独立的一间房，每个月的支出可能是1500元作用，地下室在800元左右。如果在四环之外，租房子的成本低了，但是交通成本就高了，再加上手机、上网、电费、吃饭等因素，很多人都不得不成为“啃老族”，也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亲在别的城市把他们的资金源源不断汇过来，支持子女的发展。如果这样的收入状况在三四年之内得不到改善的话，他们的家庭也就难以支撑其在北京的发展，梦想就会破灭，然后就是“逃离”。
我觉得治理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政府而言，怎么样控制生活成本的上升，给全社会带来普遍收益，或者让底层社会有更多收益等；第二个方面是对个人而言，我们选择在什么地方发展，做好职业规划以及婚姻的安排。
目前非常悲观的一个现象是城市越大，剩女剩男就越多。因为剩女剩男之间的交往渠道非常少，普遍形成了一种难以结婚的局面。所以说在做个人选择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事业的发展，还要考虑到家庭的发展。中国人到现在还是以家庭为基础而生活的人，把家庭、个人、社会、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记者：“逃回北上广”的概念就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样，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逃回北上广”浪潮出现的背景吗？在逃离和逃回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张翼：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虽然在北上广与二三线城市碰到的问题不一样，但遭遇的挫折却一样。但一线城市的机遇却比二三线城市多，原因是一线城市的变化快、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的也快，大项目和大工程比较多，就业环境与安全感也强。所以，“逃回”的语词表达将发展的无奈概念化为人生的困境选择。
芸芸众生不得不做出的这些选择也在客观解释着城市发展的不均等。正因为这些不均等非个人所左右，于是政府的介入与引导就有了合理的逻辑。在这个时代的漩涡中，政府需要考虑的是：第一是国家在大城市发展的投资量比较大， 创造的就业岗位比较多，而且这些就业岗位多与高科技和大学生所学的专业相关，这些是二三线城市不可比拟的；第二是农民工的流动又伴随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的老化而大规模进入。虽然大城市、特大城市强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但却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一线城市在人口老化中又面临劳动力的不足，必须依赖外来的劳动力来发展，依赖性增加了。所以说这个无奈往往是明知道去那个城市，你可能用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城市里仍属于贫困阶层，但是你不得不又来。
这样一个客观结果，就易于在城市发展中，生成一个由大学生和农民工构成的流动人口社会底层，这个底层如果形成为有机的存在，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形成威胁。人们对社会流动的不公所形成的负面评价就会增多。所以说“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表面上看起来是语义的表达，但是背后所反映的是我们社会流动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