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的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二是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呢？
所以，尽管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简单地就把我们带进现代化，但我们强调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不是要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要使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交织，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的新芽，使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对于传统文化不可能照搬，而需要重铸。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民族精神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解放新论：怎样重铸？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叶小文：这可以从回答三个问题开始：一是在人性和金钱的碰撞中如何激扬人性？鉴于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二是在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中如何约束权力？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