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日本社会均等化的主要制度因素
二战后有两大历史事件对日本社会相对均等的阶层结构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实施民主制度改革，其次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到来。战后日本在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包括解放妇女、发展工会、实行自由教育、废除压迫制度和经济民主化等五项民主改革。经济民主化的具体措施是在农村地区实行农地改革，在城市地区解散垄断财团，消除了寄生地主和垄断财阀，绝大部分农民成为自耕农，获得了独立经营的地位，并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成长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日本首先建立了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才使随后到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此外，以下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业政策。战后初期，大量青壮年人口被从贫困农村推向城市，农林渔业就业人口迅速减少。在此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被成功转变为工薪阶层。其中，以技术工人为主体的蓝领阶层的扩大一直持续到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包括专业技术职业、管理职业、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白领阶层则成为战后发展最快的阶层。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完全失业率一直维持在1%左右，1973年后升至1.3%。这期间由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导致产业与企业不断更新换代，这一时期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就业措施多以巩固终身雇用制、保护弱势群体和完善劳动市场为目的。1966年颁布的《雇用对策法》，是日本针对产业整体制定的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为目的的就业对策。该政策规定，企业裁员必须事先登记申请，从法律上认可了终身雇用制。同时实行就业指导与职业介绍事业，加强技术训练与测评，为改善雇用状况提供了法律保证。1971年，制定《关于中高年雇用安定的法律》，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连续雇用制度来稳定中高年龄人口的就业。1972年制定《确保雇用领域男女机会与待遇均等的相关法律》，旨在消除妨碍男女均等就业的因素。1974年，日本政府设立“雇用保险制度”。这项由政府掌管的强制性保险制度由“失业保险补贴”和“雇用保险三项事业”（雇用安定事业、能力开发事业、雇用福利事业）构成。失业保险补贴由就业补贴、促进就业补贴、教育训练补贴、连续雇用补贴组成，标志着国家失业保障体系的初步健全。
税收政策。由于税种和税率直接影响税后收入，因此，税收方法本身就有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对家计收入有影响的是所得税与间接税，所得税直接对家计收入征税，影响最大，间接税包括物品税和消费税。日本实行累进税制，对高收入者课高税率，对低收入者课低税率，这一原则在日本被普遍接受。决定所得税再分配效果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征税起点的设定，二是税率累进度的设定。日本税制的特点在于课税起点相当高，而且累进度呈陡势上升，收入再分配的效果显著。
社会保障政策。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是在两个阶段实现的：一是筹资阶段。公共年金保险与医疗保险最有效果。二是支付阶段。退休年金、医疗费、生活保护费以及儿童补贴等都有收入再分配效应。1961年，日本就已建立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国民皆保险”和“国民皆年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中再分配效果最为显著的是低收入者生活保障和残疾者生活保障。日本人均实际社会保障费和社会保障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70年代增加最为显著。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促进城乡与地区差异缩小。以解决人口过疏问题为课题的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高速工业化带来的首先是人口过疏与过密问题，这是收入再分配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城市生活方式吸引农村青年涌向三大城市圈，同时造成人口过疏现象加剧。北海道、冲绳等9个地区的人口在1965~1970年间减少13.6%。1969年“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谋求人与自然界的长期和谐，解决公害环境问题；避免国土利用的地区偏倚，均衡地开发国土，解决人口过疏过密问题。纵贯日本列岛南北2000公里的新干线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旨在联结城市功能集中地区，使开发效果波及到各地，提高国土整体的均衡利用水平。1973年后，国民意识发生重大转变。高速增长丰富了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完全就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淡化，转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安定与充实、生活的安定与安全。1977年制定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社会开发作为重点，由原来的“工业开发优先”转向“重视人的生活”，把“定居构想”确定为新的开发方式。其主要目标是改善地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就业、居住，教育、文化、医疗等条件，为向地方分散人口创造条件，开创“地方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