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阶层出现均等化趋势。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在国际上树立了日本“富裕社会”的形象，也保持了日本自民党政权的长期稳定，验证了“产业化缩小阶层差异”的命题。70年代初，日本甚至创造了“一亿人口皆中流”神话。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虽然日本与中国都属于东亚国家，但两国的社会结构有显著差异。日本是一个具有高度共同体性质的国家，特有的村落文化形成了重视对内道德和连带意识的精神结构，国民内部的认同感强，社会的内部治理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阶层结构的高度均等化。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入稳定增长时期，曾创造一个风靡世界的概念—“一亿（人口）皆中流”。1970年日本首相府实施的“国民生活白皮书”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全国1亿总人口中，超过90%的日本人对阶层地位的自我评价是包括“中上”、“中中”、“中下”在内的“中流”，表明社会满意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中流意识保持长期稳定，这一现象也被称作“国民皆中流”。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人均GDP于1966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两年后，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仅为世界第20位。1971年突破2000美元，1973年达到2964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至2000美元再增至3000美元，所用时间分别只有6年和3年，明治维新以来赶超欧美国家的理想终于变为现实。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社会均等化发展，首要标志是经济收入差距缩小。
在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等日本式经营制度促使日本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就业率；税收政策有效地发挥了缩小阶层差异的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弱势群体获得了社会再生的制度援助；构成战后初期最大社会差别的农户与城市工薪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在1973年发生逆转，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的均等化发展成为自民党长期稳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从二战前的不平等走向相对平等，日本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经验值得正面临阶层差异扩大挑战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高速增长时期均等化的阶层结构
社会阶层指的是在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中所形成的处于相同地位的群体。社会学划分社会阶层主要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资源理论，将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等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地位的变量，对三项指标分别测量并加以排列。与以经济资本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阶级地位不同，决定社会地位的变量是多元的，并具有“社会地位不一致性”特征，即一些人的职业声望高，但收入并不高；一些人的收入高，但是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并不高，很难将多元的社会地位变量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会资源集中体现在职业上，因为从事相同职业的人拥有相似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已发展成为社会分工体系高度健全的职业社会，职业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自1955年以来，日本社会学会每十年实施一次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简称SSM调查。①由于1955年恰好是日本结束战后复兴转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起始年，因此这项长期追踪调查完整地记录了日本阶层结构在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经济增长期和经济增长后期的变化过程。调查将职业分为8大类：即专业技术人员、经营者和管理者、大企业白领、中小企业白领、大企业蓝领、中小企业蓝领、自营业者、农业。
各阶层的收入状况。收入水平不仅表示经济资源，同样代表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反映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因为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进而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倾向。日本1955、196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显示，管理者阶层的平均收入在三个时点上都是最高的，小企业蓝领、农业的收入较低。但是另一方面，管理者阶层同时也是收入增长幅度最小的：1965年为1955年的2.4倍，1975年为1955年的7.2倍，而同期非技术职业的增长率分别为3.7倍和12倍，农业的增长率为3.1倍和13.8倍，技术工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3倍和10.8倍，收入较低阶层的增长率超过了高收入阶层。
1955年数据超出平均收入水平的阶层有四个，即自营业白领、大企业白领、专业技术职业和大企业蓝领。随着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出的均等化趋势，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这一趋势在1955~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高速增长后期极为明显。统计数据表明，1955年自营业白领为整体水平中值的1.66倍，专业技术职业为1.59倍，1975年分别缩小为1.27倍和1.18倍。1975年之后，收入差异均等化趋势出现停滞，特别是自营业白领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在扩大。1995年，农业仍然维持着与1955年相同的水平，大企业蓝领收入水平略有降低，与中小企业白领和自营业白领非常接近。大企业白领的收入水平在1975年以后持续上升，与其他阶层的差距甚至有所扩大。1955年以后近20年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这一收入差距缩小显示了“分配的民主化”趋势。
各阶层的教育状况。日本在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时期就确立了“教育立国”方针，二战后全国整体教育水平更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为各个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接受技能训练的机会，为进入新产业部门提供了可能。1995年，社会学家原纯辅和盛山和夫从阶层角度对日本的教育普及过程做了研究，他们分析统计了历次SSM调查点时年值25～34岁的男性样本，按照出身阶层分析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者的比例特征及其变化。分析结果显示，二战后初期，各阶层之间高中升学率有很大差异。以1955年数据为例，农业和小企业蓝领阶层的高中升学率仅为20%和10%，而专业技术职业阶层则高达80%，差距十分显著。而1985年的数据显示，高中升学率随着新制高中体制的建立逐步提高，阶层之间的入学比率差距基本接近消失。198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的是调查对象在1966~1975年间升入高中的情况，1973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日本的高中升学率已达95%，1998年进一步升至96.8%。社会学者盛山和夫创造了基础财富和高级财富两个概念来说明社会发展与阶层差异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财富的分配将趋于均等化，例如高中升学机会；而高级财富资源是稀缺的，停留在不均等的分配状态，例如大学升学机会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属于高级财富。但是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高级财富将不断向基础财富转化，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分配。
战后日本大学教育资源得以迅速普及。日本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在1997年首次超过40%的高水平，其中男子的大学升学率从1955年的20.9%升至1995年的29.7%，女子从14.9%升至45.4%，大学入学人数总体上升。但是100%的大学升学率依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资源在各阶层中的完全平等分配并非现实，而且差异非常明显。在8个社会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出身的大学升学率始终保持最高水平，1965年以后从50%升至95%的水平。其他阶层出身的大学升学率依次为大企业白领、自营业白领、小企业白领、自营业蓝领和农业就业者阶层。大企业蓝领和小企业蓝领阶层的升学率最低，1995年仅为30%，与最高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相差高达65%。
综上所述，在二次大战战后最初的20年间，日本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布、受教育年数分布和职业声望得分等社会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中间层肥大型”的分布特征，而不是金字塔式的差异化形态。负责1985年日本SSM调查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据此得出“产业化命题”，即经济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学历化和蓝领阶层缩小、白领阶层规模扩大的职业结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带来了收入水平、教育资源和职业声望等社会资源分配的均等化。
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带来“一亿皆中流”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一亿皆中流”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平均分配的社会事实，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是不平均的。从微观上看，日本各个阶层在收入、财产、学历、职业声望上都存在差距，有的收入高，有的则职业声望高，例如，大学教授的职业声望在历次调查中均排列第一，但收入水平远不及大企业的管理者。自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高位，而社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与大学教授之间差距显著。然而，当大家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阶层地位归属时，感觉这些差异可以彼此抵消，各阶层获得的社会资源总量相对均等，日本的“一亿皆中流”社会正是如此由“地位的不一致性”创造出来的。
当前，中国正经历高速产业化发展，但是如何在各阶层间均等地配置资源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针对199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了“总体性资本”的概念，指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现象，他们掌握了总体性资本，即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边界，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集中地掌握在少数阶层手中或在少数阶层之间相互交换。②这实际上说的是官僚或官商问题，官员与商人的结盟使财富的分配从分散向聚敛的趋势转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只有具有政府背景的商人才能够获得企业的所有权及管理大企业的机会，而占绝大多数的个体私营企业及企业主依然保持小企业的地位，成为“长不大的个体户”。中国的总体性资本实质上是“官本位”这一社会特性的表现形式，与日本相比较，它具有两大弊端。第一，由于私营企业主往往是与个别的政府官员建立的特殊的信任关系，依靠个人关系，因此无法从制度上保证经营环境的长久稳定，从而造成私营企业家的政治态度不稳定。在法律制度健全的日本社会，自营业白领阶层一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阶层之一，而推进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正是在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击败了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而将日本由追求民主主义的理想时代引入一个充满梦幻的新时代的自由民主党。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数据显示，二战后日本政党的阶层基础不断缩小，无党派群体逐步扩大，但是政党格局保持了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自营业白领、农民阶层和大企业管理层一直是自由民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第二，中国的“总体性资本”是一个与日本的“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截然对立的概念，它使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阶层手中，导致社会阶层的高度封闭。当阶层结构高度封闭，社会成员缺乏上升流动机会时，就会使他们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社会满意度下降，进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发生。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建立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阶层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建立相对平等的阶层结构，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阶层流动研究的终极目的。因此，日本在各社会阶层间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对于今日中国非常值得借鉴。
阶层的均等化奠定了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社会党长期处于第一在野党地位的的社会基础。1955年以后日本自民党的支持率从1955年以后逐渐上升，特别是1965～1985年间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被称为“55体制”，到1993年社会党细川组阁为止一直持续38年之久。其主要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党制定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一系列计划，将日本由追求民主主义理想的时代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的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时期，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提高。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大企业管理层、自营业白领阶层、农民阶层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阶层，也是自由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革新的社会党的支持者是大企业蓝领阶层，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起步的“后工业化”浪潮中，所占社会比重迅速降低，导致政党支持率下降，除1994～1996年间与社民党短暂的政权交替之外，政权永久性地掌握在自由民主党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