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警惕一些人以“市场化”之名行“权贵私有化”之实
中国经济时报：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您从一开始就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结合论”，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近您还撰文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发挥好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刘国光：我一直主张的是市场与计划的“结合论”，既反对迷信市场也反对迷信计划。但是，现在看来，市场化的大潮太过汹涌，将我的“结合论”淹没了。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实行２０年，计划离我们渐行渐远。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曾经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现如今，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
我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是以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的思想为依据的，在实践上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为基础的。我们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由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点决定的，这方面，舆论界讲得很多了，无须赘述。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滞后性、不确定性，而且，市场调节在某些领域是无效的。一位任过中央总书记的同志曾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
当然，我们现在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不是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是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所以，不应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之外。一般来讲，在宏观领域，为了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多用一些计划手段；在微观领域，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使企业充满活力，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这种手段的作用。
过度市场化和不公正的私有化是导致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
中国经济时报：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这一问题上，您曾认为“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制止私有化趋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似乎引起不少争议。
刘国光：现在，一些人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归结为政府权力过大、贪污腐败严重造成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政府干预过多必然会导致官员收入过高、百姓收入过低，因此，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就是让政府放权，一切由市场来解决。这种逻辑明显是错误的，他们如此渲染的目的不过是掩盖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才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我认为，政府权力大小与贪污腐败有关，但不是直接因果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的权力比现在大得多，但腐败并没有现在严重，也没有出现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可见，腐败的产生另有根源，这与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风尚恶化有关，当然也不应忽视体制改革中不完善不成熟之处，譬如权力的市场化即权力寻租。
实际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主要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３０多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集中于少数人。
因此，解决收入两极分化问题，不能仅仅从分配领域本身入手。仅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调整财政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等政策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我们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改革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我们才能扭转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