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式成效不彰，盖因过分追求速度、追求数量、重“量”轻“质”所致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好多年，至今成效不彰。您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刘国光：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讲要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其实，两个模式转变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还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双重模式转变”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客观进程的描述，而是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内容也比过去更丰富、更完善了。
我们过去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２０多年了，但是好像转变得很慢，老是在提，但是看不到头。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若干年，我们还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追求数量，追求ＧＤＰ，重“量”轻“质”所致。速度快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就会变慢，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效益提高的进程就会变慢。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被扭曲了，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而相对而言忽视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得多了，社会主义提得比较少了，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形成两极分化。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仍持续不断，直到１９９２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锤定音。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呢？
刘国光：经过多年的争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两种思想情结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为主为辅”的长期争论。其实，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与市场各有其正面优点与负面缺陷，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的优点长处都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这个信念，在这一段争论的末期，我试图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这一情结纠葛。１９９０年５月我在《求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全国计划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术报告会上，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这样的努力。
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了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简单说来，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
十四大报告起草时，我有幸参与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各方面经过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提法。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整理成三点。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１９９２年６月９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这三种提法，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前，把我从玉泉山（十四大报告起草组驻地）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我的意见。我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也讲了这段话。这段话讲得很好，确实是对的。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有计划”。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在怀仁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我在讲座的开篇讲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顾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阐明了若干焦点问题。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这也算是我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也是有计划的”一个呼应吧。
